一辈子不肯吃亏的女人

 

我接手河西社区警务室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刘婶。

刘婶的面馆就开在警务室隔壁——说是面馆,其实只能算一个简易的自建摊位——那里本是医院废弃的配电室,刘婶把炉灶安置在里面,算是“操作间”。外面是4根水泥墩子做底的铁杆支起的防雨绸,下面摆了几张桌子和几个马扎,是客人们用餐的地方。

刘婶的面馆开了有些年头了。南关派出所的治安副所长还是河西社区片警时,刘婶面馆就在这,我接手时,警务室已装修过3回,外墙上挂的民警牌子换了4茬,只有隔壁的刘婶面馆一直坚挺在那里。

刘婶操着一口地道的湖北话,接客拉人时甩着只有本地人才明白的词,以至于最初我一直以为她是本地人,后来她才告诉我,自己是山东人。

当年刘婶在医院后勤工作的丈夫病故,她带儿子从山东老家过来奔丧,料理完后事,医院可怜孤儿寡母,便出面给刘婶安置了一份工作。最初,她在医院苗圃养花,但工资微薄,后来医院便把这个废弃配电室租给她开个小餐馆,每月象征性地收一点租金。

早年,刘婶只做医护和病人的生意,后来医院推倒后墙修了路,配电室就成了临街房。早上中午卖各种面条,下午4点后卖炒菜,夏天晚上还会支起架子卖烧烤和小龙虾,刘婶的面馆全年无休。一件蓝色“大桥鸡精”的工作服,夏季单穿,秋冬就在里面套件棉服,使得本就矮胖的刘婶更显臃肿。

那时候,不在所里值班,我就去警务室待着,早上就近在刘婶面馆过早。刘婶的手艺不错,热干面、炸酱面、财鱼面、肥肠面做得都很地道。后来逐渐相熟了,她经常和我讲自己的事。

刘婶1962年生,儿子比我小一岁,在离面馆不远的商场租了柜面卖家具,母子二人在医院南面的老家属区有套房子。刘婶说儿子小时候脑袋受过外伤,有后遗症,稍有刺激就会发狂。周围的人大多也都知道,平时很少招惹他们。我处理过几次刘婶儿子的警情,基本都是因为做买卖砍价时情绪激动发了病。因此,虽然商场的地段很好,但刘婶儿子的家具生意却异常萧条。

“我们命苦啊……”聊天时,刘婶经常把这句话作为开场白。接下来便从自己结婚那年讲起,一直讲到前几天下雨淋坏了她堆在配电室门外的东西,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有时情绪激动,还会冒出几句夹杂着山东和湖北两地方言的脏话。

“哎,老天不公啊,灾事儿都落在我头上了,不知道哪天自己干不动了,娘俩怎么办。”这句话一般被用作每次聊天的结束语。

刚开始,我总会尽可能地帮刘婶做些事情。一方面也算是邻居,另一方面也的确可怜她的境遇。

我能做的很有限,不过是每天在她的摊位过早,向朋友推荐去她的摊上宵夜,或有地痞流氓、酒麻木闹事时尽量帮她赶走。刘婶也很感激我,偶尔过早会免费给我加个茶叶蛋或肉圆子,宵夜送我一瓶“勇闯天涯”,反正也不值多少钱,我也没推辞。

小店地段不错,味道也挺好,可刘婶生意却总比不上附近的其他店。白天来吃饭的人寥寥无几,晚上宵夜也多是周边几个摊位客满后,才陆续开始上人。

而且,我身边的人都对刘婶不太友好,警务室的社区协管员老姜表现得最为明显。每天早上,他宁愿骑电动车去2公里外的早市吃饭,也绝不在刘婶面馆过早。刘婶好像也有意躲避老姜似的,只要看到老姜在警务室,就从不进来。有时正跟我说着话,老姜从外面回来,刘婶也会立即告辞离开。

平时很讨厌嚼舌头的老姜多次跟我说,“这人不咋地”,让我少跟刘婶打交道。连师父宋警官也让我别在刘婶面馆过早,但他说得很隐晦—-“年轻人多活动一下,别总在门口吃完饭就回屋坐着。”也有同事说话比较直接,“那家伙是个定时炸弹,趁早赶她走。”连社区居民有时来警务室找我,看到刘婶在屋里坐着,都要把我叫出去说话。

刘婶很喜欢来警务室找我聊天,但大都不会空手回去,有时拿几包抽纸,有时拜托我打两页广告,还有时“借”盒茶叶;看到放在警务室墙角的废纸箱或包装盒,刘婶也会“顺路帮我扔掉”。有些东西是工会发的福利,有些东西是废品,我倒也没太在意;至于扫帚拖把之类的更是借用频繁,老姜每次打扫警务室之前都会站在门口喊刘婶把扫帚拖把还回来。

尽管不是什么大事,但老姜总瞧爱占小便宜的刘婶不顺眼,有几次刘婶进来拿东西,老姜就问她,“用不用雇辆车把警务室搬你家去?”刘婶气呼呼地说:“不就是几包纸嘛,人家李警官都没说啥……”当然,还是把东西拿走了。

刘婶的坏脾气,也是周围人尽皆知的。那时我在警务室里,常听到她在隔壁跟人吵架,和客人、相邻店铺、甚至社区来收卫生费的物业人员都吵过。刘婶骂人很难听,嗓门也大,一旦开骂对方基本插不上嘴。有时实在不堪入耳,我便出门制止,刘婶见有台阶下了,方才骂骂咧咧收场。

我劝过刘婶几次,别这么冲动,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刘婶就解释说南方人不实在,她是外地来的,孤儿寡母,不厉害一点,会受人欺负。我不想跟她掰扯这些道理,摆手让她继续去做生意。

街面上做事,难免有各种摩擦,我理解刘婶的难处,但协管员老姜却一直对刘婶嗤之以鼻,说她这样下去“迟早被人收拾”。

有一次又说到此,我笑着问老姜以前是不是跟刘婶发生过口角,老姜啐了一口,说何止是口角,他以前没在派出所当协管员的时候,曾被刘婶拎着菜刀追过两条街,“住平房时我们两家是邻居,她偷电,供电所查不出来就把我们整排房子的电闸拉了,我气不过举报了她,后来不知怎么被她知道了,拎着菜刀就来了我家……”老姜说。

我头一回听说刘婶还有这等过往,有些震惊,老姜就让我回去看看刘婶的涉警记录,“早跟你说过,这人不是啥省油的灯。”

刘婶在派出所的涉警记录确实很多,几乎月月都有,有时一个月甚至有七八起。内勤同事存档的有关刘婶“当处现调”(当场处罚、现场调解)的材料是单独装起来的,有满满一档案袋,“这还只是通过派出所走了程序的,那些没经过派出所处理的还不知道有多少。”

我顺手抽出几张“现场调解”协议书看,大多是邻里纠纷、占道经营、食客口角引发的冲突,有时是她报警举报别人,有时是别人报警举报她。我不禁感叹道:“咱派出所一年1/3的简易程序案,差不多都被她包圆了啊!”

“你还不知道吧,刘婶有个绰号叫‘刘不亏’——就是从来不吃亏,三五毛钱的事情能扯着对方头发在地上打滚,吃亏是不可能的,占不到便宜就是吃亏。”内勤同事解释说。

同事笑了笑说:“那你小心点吧,她的茶叶蛋、肉圆子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当时,我并没把同事的话放在心上,自以为和刘婶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平日里,刘婶买了水果会分我一些,我单位过节发的酱油、松花蛋,也会直接送给刘婶。我一个片警,刘婶一个买卖人,哪会有什么利害冲突呢?

然而很快,我跟刘婶就闹掰了,那是2012年10月。

2012年入夏后,刘婶跟我商量,下班后能否不关警务室门口的照明灯,这样她晚上做生意方便些,我答应了。后来,她又问我警务室旁边储藏室的钥匙能否借她用用,夏天夜里街上人杂,她担心收摊后桌椅板凳堆在外面不安全,想放进储藏室里。我想储藏室里也没什么重要物品,便答应了她。作为感谢,刘婶还给我抱来了两个西瓜。往后一切如常。

国庆节后,协管员老姜突然找我要储藏室的钥匙,说是想看一下电表。我找了半天才想起来,唯一的一把钥匙我给了刘婶,便问她要,但刘婶却总推说忘了带,接连拖延了好几天,老姜直接砸了储藏室锁头。

和老姜一起进储藏室的还有个电工,电工检查了一番说,电表被人动了手脚,多出一根线,然后顺线拎出了一个插排。

警务室的电表一直安在储藏室,老姜每月负责交水电费,之前他跟我提过一次,说这几个月水电费比之前高了几倍,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夏天开空调用电量大了而已。前几天老姜去交水电费,发现又比上个月高出了一倍。

我告诉老姜,刘婶之前找我借过钥匙,老姜顿时火冒三丈,说肯定是刘婶偷了警务室的电,“她以前有前科”,说着就要去找刘婶算账。我拦住老姜,说我来查查是不是刘婶干的,“我们不要冤枉好人”。

当天下午,我下班后没有回派出所,而是换身衣服去了警务室对面的彩票店。傍晚7点左右,刘婶来到储藏室门口,看到坏掉的门锁愣了一下,但还是进屋拉出了插排。我来到她的宵夜摊时,刘婶已经接好了电烤炉和一干电器,隔壁另一位摊主也拎着插排来找刘婶接电。

刘婶先是尴尬地站在那里,但很快堆起了笑脸,“反正都是公家的电,不用白不用。”我反驳说这么大的功率,线路着火烧了警务室你负得了责?然后一把扯掉了插排上的电源线。

那晚我收走了刘婶的插排,又找电工把电表恢复原状。老姜让我“法办”刘婶,说这几个月电费已经超过立案标准了。但我念她开店不易,还是觉得算了。只把她叫来警务室批评了一顿,然后自己补了几千块电费进去。

本以为刘婶会见好就收,但不成想,她却因此恨上了我。很快就有摊主告诉我,刘婶一直在外说我“吃骨头不吐渣”,她用电之前给我“上过供”,所以警务室的电可以“放心用”,因此她不但自己用,还“转让”给其他摊主用。

我又把刘婶叫到警务室,让她说明白给我“上了什么供”,是那两个西瓜还是之前的茶叶蛋肉圆子?她说不出来,但一脸不忿,我便从兜里掏出100块钱给她,算是还她之前“送”我的东西,老姜又去超市买了两个西瓜,“李警官这事儿跟你两清了,再在外面胡说八道小心遭报应”。

从那之后,刘婶就再也不来警务室找我聊天了,平时见面也变得爱答不理的。

2013年7月,市里拓宽道路,商场拆迁,刘婶拎着马扎就去商场帮儿子“维权”了,上级要求我立即前往处理。

当时,绝大多数商户均已搬离,只剩下刘婶儿子的家具柜面还“坚守”在商场里。之所以不搬,只是因为赔偿没有谈拢。刘婶说,自己并没有提前收到商场拆迁的通知,年初刚进了一批家具,现在突然搬迁,家具无处摆放。商场负责人则说,他们3个月前就通知了所有商户,不可能只瞒她一家。刘婶不认,非要商场赔偿损失。

商场早已设定了统一的赔偿策略:提供免费仓库暂存家具,外加5000块搬迁补偿,另外新商场建好后优先给她提供柜面位置。但刘婶不愿意,要求商场必须按售价“消化”她的所有进货,然后再给3万的补偿金,新商场建好后,还要免除她1年的租金。

我耐着性子找刘婶谈,让她看长远一些,新商场在市中心,生意肯定好,现在商场老板又答应优先给铺位,多好的事情。但刘婶却一口咬死“不见钱,坚决不搬”。刘婶的儿子也把菜刀别在腰上,声称自己有精神病证,杀人不犯法,商场要是敢硬来,他就“见一个砍一个”。

我看形势不对,急忙向上级汇报,上级开会研究后派来了防暴警,准备应对突发事件,谈判不成就强行带离。刘婶一看到防暴警,立刻倒在地上打滚,她一边滚一边哭喊:“官商勾结坑害老百姓!”很快,母子二人就被带离了。

事后,商场负责人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决定给刘婶提供仓库免费存放家具半年,外加1万元的“补偿”。虽然距离刘婶当初提出的要求还差很多,但刘婶似乎十分满意。

我有些厌恶,“之前人家答应给你5000,还优先给你提供新商场柜面,结果你一闹,新商场柜面那茬人家再不提了。你儿子那些家具咋办?以后生意还做不做了?”

2013年底,我又接到了刘婶的报警电话。这一次,她声称自己被偷了300元钱。我和同事赶到案发现场,竟然是南关小区张姨的裁缝店。

刘婶一直没什么朋友,这几年,只有裁缝店的张姨有时会来找她聊天。张姨过去也在医院做后勤工作,刘婶丈夫去世时是她负责通知和接待刘婶一家的,所以两人的关系一直不错。

之前,张姨常对我说,刘婶这性格也是生活所迫——她幼年丧父,小学没读完,18岁嫁给穷得叮当响的丈夫,20出头丈夫招工来了湖北,老家的负担全压在刘婶一人身上;30出头丧夫,原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结果儿子又受了伤;如今年过半百,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她以前失去的太多了,现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她的自我保护吧”。

从本心来讲,我也十分同情刘婶的遭遇。想起过去刘婶逢人便讲,几年前医院换了领导,要收回当初租给刘婶的那间配电室,刘婶仗着自己泼辣能闹,迫使医院妥协,把收回配电室这事儿暂时搁置了,“要不是我当时舍下脸来抖狠,现在八成已经在街上要饭了”。

听我说起这件事,张姨却说,别的事情她说不准,但作为医院的退休职工、刘婶的好朋友,她觉得刘婶办的这事儿其实非常划不来。

“当时医院要收回配电房是真的,新领导想彻底‘割断三产’,但别人都可以闹,刘婶不该闹……”张姨说,当时针对刘婶的问题,院里也做过一番研究。

当年刘婶丈夫去世后,院里跟刘婶签了一个长期劳动合同,刘婶作为“职工遗孀”,虽没有编制,也算是后勤职工,等年满50周岁就可以按照职工身份退休。之前刘婶丈夫留下的养老保险,医院和刘婶个人共同补缴,医院出大头,刘婶出小头。这样一来,刘婶退休后每月都能领一笔退休金,不比正式职工低多少。至于开面馆,市里不缺临街房,在哪儿干不是干,真要找不到门面房,医院也可以返聘她回来做些保洁之类的活,两份收入加起来不比她开面馆低。

可无论医院怎么给刘婶做工作,她死活不肯接受这份安排,尤其是听说自己还要补缴几万块钱养老保险时,当场就跟院领导撒起泼来。张姨当时也劝过刘婶,但刘婶也和她翻了脸,说张姨跟医院合起伙来给自己挖坑。之后这事儿就这么黄了,废弃的配电室依旧给刘婶继续用,每月象征性地收100块租金,但按照职工标准退休一事再也没有了下文。

“哎,刘婶这人,没啥文化,见识也短,低头只能看到裤腰带,连脚丫子都看不到……”最后,张姨说。

那天一进裁缝店,我就看到张姨面无表情地坐在缝纫机后面,刘婶则一脸愤怒,叉腰站在屋中央。刘婶说她来张姨店里改衣服,钱包里放了300块钱,改衣服时她和张姨聊天,张姨动了自己的钱包。临走时,她的钱包从缝纫台移到了柜台下面,再拿出来,里面的300块钱就不见了。

刘婶虽未明说怀疑张姨偷了钱,但向我陈述案情时,她反复强调“自始至终店里只有她跟张姨两个人”。我劝刘婶再想想,是不是记错了,或者干什么事儿花掉了,毕竟她和张姨这么多年朋友,张姨是什么人她应该了解。

但刘婶却不依不饶,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她从家出来啥也没买。也只有张姨动过她的钱包。我叹了口气,问张姨当时的情况。张姨说确实屋里就她跟刘婶两个人,她也确实动了刘婶的钱包,不过是因为刘婶进门后随手把钱包放在了缝纫台上,她担心两人聊天顾不上,有人进来顺走钱包,才拿到了柜台下面放着,至于里面的300元钱,自己从未见过,更不会去拿。

“贼”字一出口,张姨立马就掉了眼泪,没再说话,低头从包里拿出3张百元纸币递给刘婶,说今天什么也别说了,她认了,这300块算是自己补偿刘婶的,让刘婶以后再也不要来找她。

刘婶二话不说,气呼呼地接过300元钱就要往钱包里塞。同事急忙制止,问刘婶确定这是自己丢的300块钱吗?刘婶分辩说,这钱不是张姨还能是谁拿了?况且张姨自己都认了。

我看情况不对,一把夺过刘婶的钱包,说既然报了警,这事儿就得警察处理,先别急着往里放钱,确定你包里再也找不出300块钱再说。刘婶见钱包已经被我夺去,只好接受我的要求。

我把钱包拿到执法仪前,当着三个人的面翻找钱包。那是一个大号女式手包,折了三折,刘婶说她的钱就放在中间那折,“3张一百元的新票”,我确实没在中间那折里找到钱,但当我拉开第三折夹层拉链时,3张百元新票出现在所有人眼前。

这下轮到刘婶尴尬了,她盯着钱包里的300块,手里攥着张姨刚给她的300块,一时不知该如何收场。同事意味深长地看着刘婶,等她自己把事情圆回来。半晌,刘婶挤出一句“没事了”,放下张姨的300块钱匆匆离开了裁缝店。

我和同事也告辞离开。张姨自始至终都面无表情,等我俩走出店门,屋里才传来一声歇斯底里的怒吼:“滚——!”

路过的行人向我和同事投来狐疑的目光,我俩赶紧冲他们摆手,“不是我,不是我”。

2014年中旬,新商场建好,刘婶收到消息后赶紧去问铺面招商的事情,但商场负责人告诉她,铺面已经全部租了出去,新入驻的商户已经装修得差不多了,没有空位租给她。

刘婶很生气,说当初拆迁时商场答应新商场铺面优先租给她,商场当即拿出当时和刘婶签订的调解协议,上面没有任何有关“优先租赁”的字迹。负责人解释说,其他按时搬离并签了协议的商户确实都有权利享受“优先租赁”,但当时刘婶拒绝签协议,而且已经收了商场1万块钱“补偿”,也用了商场提供的免费仓库,便没有资格再享受“优先租赁”的权利。

另外,商场要求刘婶立刻把仓库里的家具搬走,因为当时协议上写的是免费使用半年,现在她已经用了1年多了,也没找她收钱。商场限刘婶15日内将仓库家具运走,否则将代为处置,并追缴她后半年的仓库管理费。

这次为了防止刘婶再闹幺蛾子,商场提前聘请了律师,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刘婶又想带儿子去“闹一下”,公安局也早有准备,刘婶和儿子在新商场门口“维权”的家伙什还没摆开,便被巡特警带离了。

刘婶主动来找我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问我有没别的办法。我说没办法,商铺是人家的,爱租给谁租给谁,我能有啥办法?另外,我劝刘婶赶紧处理仓库里的家具,不然真被商场告上法庭划不来。

我一句话还没说完,刘婶脾气一下又上来了,说之前半年都没通知她,现在让她15天内搬走,不是逼她死吗?我不想和她说话,老姜就在旁边说,你不搬也行,到时候人家“代为处置”,当废品给你卖了,那钱都不一定够补缴后半年仓库管理费的。

抖狠归抖狠,到了时间该搬还得搬。

搬仓库那天,商场负责人找了两台车和十几名搬运工,把刘婶暂存在仓库里的家具全搬到车上,运去刘婶的住处。刘婶坐在仓库门前的水泥地上,一边捶地一边哭喊,她的儿子则被同事夺去菜刀押在警车里,等待处理完毕后送去医院做精神病鉴定。

家具搬迁只用了一个上午便完成了,之后的两天,刘婶面馆都没有营业,第三天见到刘婶时,她正张罗着在家门口搭雨棚。我问她要干啥,她说一时找不到价钱合适的仓库,只能先把家具放在雨棚下面,一边保管一边打折处理。

家属区的马路本就不宽,刘婶的雨棚又占了一大半。周围路过的行人纷纷投来厌恶的目光。和我说话的工夫,刘婶也不断用凶狠的眼神四处巡视,仿佛在寻找一些可能存在的威胁。

刘婶的雨棚没能搭太久,当天便被周边住户匿名举报,随即被城管拆除了。为此,刘婶绕着小区叫骂了很久,几个以前跟她有梁子的住户楼下更是被“重点照顾”。好在没人搭理她,刘婶骂累了,自己回了家。

过了几天,刘婶又来警务室找我,支支吾吾地问能不能再把警务室的储藏室借给她用用,暂时存放一部分家具。我带她来到储藏室,才发现里面已经被老姜摆满了防爆盾牌、钢叉等警械,还有两张架子床,老姜在一旁解释说,储藏室已经被上级改成了夜间巡逻队的备勤室,不方便借给她。

刘婶悻悻而归,我问老姜真的假的,我怎么没收到消息。老姜说难不成还得再雇两个人进来躺着?“你钱多是吧?后街上就有仓库出租,她又想来占你便宜,忘了你那几千块钱电费长啥样了?”老姜说。

刘婶最终还是花钱租了个仓库,又用几个月的时间把剩余家具低价处理掉了。

新商场开张后,生意很好,商场“回馈老伙伴”,给当年签协议的商户很低的租金。据说当年与刘婶儿子在同一楼层卖家具的商户都发了财,甚至有人还在临市开了分店。

刘婶又来找我念叨,每回都咬牙切齿,说自己被商场坑苦了,迟早要让商场的老板“血债血偿”。我懒得搭理她,只等她发泄完了自己离开。

往后,刘婶的脾气就越来越差,她心里似乎一直揣着莫大的委屈,动不动就要跟人吵架。折了继续开店的本钱后,刘婶儿子也失了业,只好和刘婶一起经营面馆。但周围人大多领教过刘婶的厉害,也听过刘婶儿子腰别菜刀自称“有精神病证,杀人不犯法”的叫嚣,一个个避之不及。面馆的生意越来越差,以至于客人宁愿在别的摊位等位,也不来刘婶面馆宵夜了。

期间,我拘留过刘婶2次,一次是因为泄愤,她砸了隔壁商户停在门口的面包车玻璃,另一次是因为15块钱的餐费,她用马扎敲掉了客人的半颗门牙。刘婶儿子也被同事送过2次精神病院强制就医,因为发病后肇事肇祸。

2016年初,医院附近棚户区改造,废弃的配电室被划入拆迁范围,这次刘婶是非搬不可了。我又出了好几次有关她的警情,都是医院保卫处报的警,原因是刘婶到医院闹事,说自己是职工遗孀,拆迁后失了业,要求医院给她补偿。

“我们对她真的已经仁至义尽了……”出警时,医院保卫处长一见面便向我抱怨。他说当年医院周边没有餐馆,她的面馆算是大半个食堂,躺着赚钱的活儿都被刘婶干黄了,因为她不是缺斤少两就是偷奸耍滑,别人还不能提意见,一提意见她就发飙骂人,说别人欺负她是外地的。后来,大家宁愿多跑几里地找餐馆,也不吃她的饭。

我只好跟刘婶讲政策,告诉他配电室的产权归医院,她没有所有权,即便拆迁也不能把补偿款给她。

2016年3月,刘婶面馆在拆迁中被推平,医院名义上本着“人道主义关怀”,实际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给了刘婶2万块钱补偿。

刘婶离开了我的管片,去城南重新开了一家面馆。但没多久,我就在一个网吧看到刘婶,她在那里做保洁,我问她新面馆开得怎么样,刘婶一脸不开心,说新地方居民“欺生”,社区民警还总找她麻烦,面馆开了几个月就关门了。

2016年底,我离开派出所,之后便再也没有见过刘婶。2018年底,我回单位办事,跟师父宋警官谈起刘婶,他说刘婶早就卖了房子,带着儿子回了山东老家。

“这家伙也是泼辣,临走之前,她把咱这儿她认为这些年来欺负过她和她儿子的人轮流骂了个遍,挨家挨户地去,就站在窗户底下骂,找不到人的就在街上骂,一连骂了一个多月,最后一个骂的就是你。”

我心里有点唏嘘,“怎么说呢,说她命苦,也是真苦,但说她活该吧,也真活该……当年摆在她面前的条条都是好路,但硬生生地都被她这‘不吃亏’的暴脾气带着走歪了。”

“这嘴上够狠的人,往往命里也够苦哎……”最后,师父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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