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抢手到愁嫁 乡镇女教师“剩女”群体日渐庞大

 

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县乡,很多像白婧这样的女教师都因为种种原因,成了体制内的大龄剩女。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体制内的女性,由于素质较高,工作稳定,往往是婚恋市场的“香饽饽”,然而,有调查显示,乡镇学校女教师“剩女”群体日渐庞大。那么,她们从抢手到愁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江西省上饶市某县每年约招收300名新教师,一次该县教育主管部门召开的新老师见面会上,一名在乡镇工作两年的女教师给台上的教育局局长递上一张纸条:“学校有很多比我年长的单身女教师,我代表学校老师,请局里主要领导考虑一下,能否搭个平台,解决女教师的脱单问题。”

县教育局于是委托县教育工会,在2016年举办了一场教育系统内的女教师相亲会,可相亲会正式举办那天,到场的260多人中只有60多名男士。

场面一度变得有些尴尬,有些女教师因无人问津,感到面子挂不住一走了之。该县现任教育局副局长程文回忆,“最后成功牵手的只有十几对”。

记者调查发现,赣州市某县现有2100余名女教师,未婚女教师500余人,其中乡村未婚女教师300余人,占比超过60%,全县近一半学校都有30岁以上大龄未婚女教师。

江西某县的小学语文教师袁月,没想到自己最后竟嫁给了一名二婚的外地男士。

在学校领导眼中,袁月聪明、能干,1.68米的身高,面容姣好,家庭条件也不错。因自身条件出众,年轻时袁月成为不少男士的追求对象。可县里优秀男生太少,长得好的,没稳定工作,有正式工作单位的,长相却一般,一来二去,到了35岁袁月也没能将自己嫁出去。

年岁渐长,加上父母一个劲地催促,袁月备感压力。为了找对象,她无奈辞职去外地打工,两年前终于将自己嫁给了一个有婚史的外地人。婚后不久,袁月又重回县城教书,而她的丈夫则依旧在外地打工,两人异地生活。

对袁月的遭遇,程文并不感到意外。他告诉记者,该县一所重点中学的一名张姓女教师,同样五官端正,身材高挑,因长期找不到对象,选择在38岁的年纪,辞职去了外地。“都是身边缺少适龄男性,慢慢地年纪大了,辞职的目的就是出去找个对象结婚。”

甘桦是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一所中学的英语教师,在她看来,10年前女教师还挺抢手,有假期,教育孩子能省一笔不小的费用。可现在,职业优势成了劣势,教师圈子小,上思县城就这么大,县域女教师在婚姻市场上只能等着被挑选。

胡根菊是景德镇市浮梁一中高级教师,这所江西省重点中学的高中学部连续3年招考,招录的十几名新教师中,只有两名男性教师。事实上,与高中相比,中小学教师队伍“阴盛阳衰”的现象更为突出。

胡根菊于2019年对景德镇市某县中小学调研发现,2019年该县招录的76名小学教师中,只有两名男性教师,而同年该县招录的18名初中教师中,只有3名男性教师。

据了解,该县人事部门即便规定男岗,要么报考比例不足,要么低分录用,男女混合岗,基本是为女性设,男生难以入围。胡根菊感叹,这种差距未来还会继续扩大。

调研中胡根菊曾问该县一位人事局负责人,为何不设男岗,这名负责人回答说,如果男岗和女岗同时招聘3个人,女岗可能有三四十个人报考,男岗的报考人数仅四五人,男岗只能减指标。

县域适龄男性“资源匮乏”或是女教师愁嫁问题的主因。多位乡镇教育系统的受访者均表示,原本女教师在学校内部找对象或许是不错的选择,可如今学校年轻的男教师“凤毛麟角”,学校男女教师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男孩去考的不多,考上的少,考上的能继续留下来的更少”。

择偶梯度效应下,一些女教师希望通过婚姻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不愿“下嫁”体制外。可乡镇女教师的工作地点在乡镇,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几乎没有适合婚恋的男青年,留守的男青年文化层次普遍不高。

“在乡镇找一个父母满意、亲戚满意、自己满意的人太难了!”白婧抱怨,其工作的乡镇除了学校,医院和乡政府,连大型企业都没有,各单位相互割裂,并没有联系。

江西省政协副秘书长肖礼庆表示,即便是留在乡镇工作的男性,“吃皇粮”的只有教师、医生和乡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几个会把家安在乡镇,就算有,抢的人也太多。

此外,城镇化进程加快,乡村学校的生源变少,一些偏远的乡村教学点(乡镇中小学校),师资配备不足,一名教师常常要同时教授五、六门课程,“繁重的教学任务下,女教师分身乏术,几乎没有可以自我支配和社交的时间。”程文说。

白婧所在的中学是一所寄宿制学校,学生多为留守儿童,因每天要上早自习,白婧和同事们大多住在学校,周末才回县城的家。即便是已婚女教师,其对象也都在县城,本地教师很多都在县城买了房。

胡根菊先后前往十几所村小调研发现,一所学校只有三四个女教师,普遍出生于1986年-1992年之间,大都未婚,这些大龄未婚女教师们都在县城按揭买了房,周末才回县城住。“家在县城,工作在村里,每天来回奔波,太不安全,县里的男生宁愿在县城找一个,也不会找乡镇工作的”。

有女生在大学时谈了恋爱,毕业后结婚生子,最后考了乡镇教师,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最后以离婚收场。

事实上,一些年轻教师考到乡镇后,仍在观望其他招考,离开所在的学校,并不安心留在农村,很多人不会着急在当地找对象,一个主要的担心是怕自己考进城后,另一半留在乡下,两地分居不靠谱。

省考时,县城的一些教师岗位,并不直接设岗招聘,白婧只能选择先报考乡镇的学校,等工作“服务期”满5年后,通过选调考试考入县城。在白婧所在的学校,年轻的同事不是想考出去,就是想调出去,学校近50名教师,每年都会有四五人离职,流动性较大。

肖礼庆表示,相比之下,县城的女教师更容易找对象,可乡镇教师要想调去县城并不容易,一方面,教师流动机制涉及面小,只是小部分的轮岗交流,另一方面一些县的教师遴选和选调制度规定,教师必须在乡镇工作满5年才能竞争选调。

“一名女教师本科毕业23岁,5年后就28岁了,已经错过了婚姻恋爱的最佳时期,即使最后调去县城,年龄也大了,再找对象也难了。”肖礼庆说。

由于乡镇教师流动性大,留人难等客观原因,乡镇教师选调之路也越来越窄,白婧所在的县就发文规定,在编的教师除了需在原单位工作满5年,还得教学成绩排名靠前,才有资格参加选调。

白婧表示,学校的教学成绩排名只看该科目每学期期末考试的县排名,不会区分好班和差班,如果一个老师带的是差班,教学成绩只能排在后面,竞争选调资格永远处于劣势。

“有了选调资格还不行,要想选调成功,笔试面试后,还得考核工作年限和教学成绩,县教育局的评分细则每年都在变,限制越来越多,且一年一个科目就选调几名教师,很多教师十年都不一定能调出去,调岗之路遥遥无期。”白婧说。

乡镇女教师愁嫁问题不仅影响教师个人,还直接关系到教育事业的发展。一些女教师情不自禁地将不良情绪带到教学中,对未成年人的人格培养及心理健康发展极其不利。

景德镇市某镇的一名高中语文教师,今年已47岁,仍单身,因婚嫁难,这名教师变得十分孤僻,情绪波动大,不愿和人交往,目前已无法胜任正常的教学工作。

肖礼庆有着22年基础教育的工作经历,他发现,因长期找不到对象,心理压抑,出现各种心理疾病的乡村女教师并非个例,一些教师会将心中不快发泄在学生身上,打骂学生,对学生做出不恰当的举动,严重的甚至出现虐童事件。

肖礼庆建议,县域各乡镇相关部门应对乡镇女教师的婚姻状况进行专题调研,针对大龄未婚女教师的婚恋难题深入分析,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根据每位教师的不同诉求,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相关部门要将解决乡镇女教师婚恋问题作为组织的一项工作。

肖礼庆认为,一些大范围的联谊交友活动,重形式,因碍于情面,参与者少,效果不佳,可以换个名称,建立一些小范围的联谊交友活动,同时注意方式方法,一对一私下了解不同未婚女教师的诉求,或许更有效。

肖礼庆还建议,要增加教师的合理报酬,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增强教师职业对男性的吸引力,改善农村教师的居住条件,和关注学生一样关注乡村教师的发展,给予教师更多的人文关怀。此外,遴选和交流机制要能考虑到这些大龄未婚女教师的情况。

在胡根菊看来,解决乡镇适龄男性“资源匮乏”的问题,既要利用乡镇现有“资源”,又要拓展“资源”渠道。她认为,前者可以利用同样在乡镇服务的知识层次较高的群体,如“村官”、“三支一扶”等人员,建立县域青年服务人员通联录,定期组织开展交流互动活动,后者应针对性地组织学校与基层相关部门开展联谊活动。

她建议,教育、妇联、团组织、工会等部门应搭建平台,拓宽乡镇女教师朋友圈,使她们能接触到更多优秀的未婚男青年,并定期开展联谊活动。同时一些农村学校应适当减轻单身女教师工作压力,制订更为科学的教师配置方案,让女教师有更多精力关注个人情感问题。

“改变女教师的择偶观也很关键。”胡根菊指出,传统的择偶观念是男强女弱,而乡村优秀男青年因当地就业机会少,基本在外地发展。若乡镇女教师能就地选择学历不高但人品好、家风好,有思想、敢创业的有志青年为伴,既能稳定乡镇教师队伍,又能改善乡村振兴中缺少男性青壮年的不良局面。

一辈子不肯吃亏的女人

 

我接手河西社区警务室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刘婶。

刘婶的面馆就开在警务室隔壁——说是面馆,其实只能算一个简易的自建摊位——那里本是医院废弃的配电室,刘婶把炉灶安置在里面,算是“操作间”。外面是4根水泥墩子做底的铁杆支起的防雨绸,下面摆了几张桌子和几个马扎,是客人们用餐的地方。

刘婶的面馆开了有些年头了。南关派出所的治安副所长还是河西社区片警时,刘婶面馆就在这,我接手时,警务室已装修过3回,外墙上挂的民警牌子换了4茬,只有隔壁的刘婶面馆一直坚挺在那里。

刘婶操着一口地道的湖北话,接客拉人时甩着只有本地人才明白的词,以至于最初我一直以为她是本地人,后来她才告诉我,自己是山东人。

当年刘婶在医院后勤工作的丈夫病故,她带儿子从山东老家过来奔丧,料理完后事,医院可怜孤儿寡母,便出面给刘婶安置了一份工作。最初,她在医院苗圃养花,但工资微薄,后来医院便把这个废弃配电室租给她开个小餐馆,每月象征性地收一点租金。

早年,刘婶只做医护和病人的生意,后来医院推倒后墙修了路,配电室就成了临街房。早上中午卖各种面条,下午4点后卖炒菜,夏天晚上还会支起架子卖烧烤和小龙虾,刘婶的面馆全年无休。一件蓝色“大桥鸡精”的工作服,夏季单穿,秋冬就在里面套件棉服,使得本就矮胖的刘婶更显臃肿。

那时候,不在所里值班,我就去警务室待着,早上就近在刘婶面馆过早。刘婶的手艺不错,热干面、炸酱面、财鱼面、肥肠面做得都很地道。后来逐渐相熟了,她经常和我讲自己的事。

刘婶1962年生,儿子比我小一岁,在离面馆不远的商场租了柜面卖家具,母子二人在医院南面的老家属区有套房子。刘婶说儿子小时候脑袋受过外伤,有后遗症,稍有刺激就会发狂。周围的人大多也都知道,平时很少招惹他们。我处理过几次刘婶儿子的警情,基本都是因为做买卖砍价时情绪激动发了病。因此,虽然商场的地段很好,但刘婶儿子的家具生意却异常萧条。

“我们命苦啊……”聊天时,刘婶经常把这句话作为开场白。接下来便从自己结婚那年讲起,一直讲到前几天下雨淋坏了她堆在配电室门外的东西,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有时情绪激动,还会冒出几句夹杂着山东和湖北两地方言的脏话。

“哎,老天不公啊,灾事儿都落在我头上了,不知道哪天自己干不动了,娘俩怎么办。”这句话一般被用作每次聊天的结束语。

刚开始,我总会尽可能地帮刘婶做些事情。一方面也算是邻居,另一方面也的确可怜她的境遇。

我能做的很有限,不过是每天在她的摊位过早,向朋友推荐去她的摊上宵夜,或有地痞流氓、酒麻木闹事时尽量帮她赶走。刘婶也很感激我,偶尔过早会免费给我加个茶叶蛋或肉圆子,宵夜送我一瓶“勇闯天涯”,反正也不值多少钱,我也没推辞。

小店地段不错,味道也挺好,可刘婶生意却总比不上附近的其他店。白天来吃饭的人寥寥无几,晚上宵夜也多是周边几个摊位客满后,才陆续开始上人。

而且,我身边的人都对刘婶不太友好,警务室的社区协管员老姜表现得最为明显。每天早上,他宁愿骑电动车去2公里外的早市吃饭,也绝不在刘婶面馆过早。刘婶好像也有意躲避老姜似的,只要看到老姜在警务室,就从不进来。有时正跟我说着话,老姜从外面回来,刘婶也会立即告辞离开。

平时很讨厌嚼舌头的老姜多次跟我说,“这人不咋地”,让我少跟刘婶打交道。连师父宋警官也让我别在刘婶面馆过早,但他说得很隐晦—-“年轻人多活动一下,别总在门口吃完饭就回屋坐着。”也有同事说话比较直接,“那家伙是个定时炸弹,趁早赶她走。”连社区居民有时来警务室找我,看到刘婶在屋里坐着,都要把我叫出去说话。

刘婶很喜欢来警务室找我聊天,但大都不会空手回去,有时拿几包抽纸,有时拜托我打两页广告,还有时“借”盒茶叶;看到放在警务室墙角的废纸箱或包装盒,刘婶也会“顺路帮我扔掉”。有些东西是工会发的福利,有些东西是废品,我倒也没太在意;至于扫帚拖把之类的更是借用频繁,老姜每次打扫警务室之前都会站在门口喊刘婶把扫帚拖把还回来。

尽管不是什么大事,但老姜总瞧爱占小便宜的刘婶不顺眼,有几次刘婶进来拿东西,老姜就问她,“用不用雇辆车把警务室搬你家去?”刘婶气呼呼地说:“不就是几包纸嘛,人家李警官都没说啥……”当然,还是把东西拿走了。

刘婶的坏脾气,也是周围人尽皆知的。那时我在警务室里,常听到她在隔壁跟人吵架,和客人、相邻店铺、甚至社区来收卫生费的物业人员都吵过。刘婶骂人很难听,嗓门也大,一旦开骂对方基本插不上嘴。有时实在不堪入耳,我便出门制止,刘婶见有台阶下了,方才骂骂咧咧收场。

我劝过刘婶几次,别这么冲动,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刘婶就解释说南方人不实在,她是外地来的,孤儿寡母,不厉害一点,会受人欺负。我不想跟她掰扯这些道理,摆手让她继续去做生意。

街面上做事,难免有各种摩擦,我理解刘婶的难处,但协管员老姜却一直对刘婶嗤之以鼻,说她这样下去“迟早被人收拾”。

有一次又说到此,我笑着问老姜以前是不是跟刘婶发生过口角,老姜啐了一口,说何止是口角,他以前没在派出所当协管员的时候,曾被刘婶拎着菜刀追过两条街,“住平房时我们两家是邻居,她偷电,供电所查不出来就把我们整排房子的电闸拉了,我气不过举报了她,后来不知怎么被她知道了,拎着菜刀就来了我家……”老姜说。

我头一回听说刘婶还有这等过往,有些震惊,老姜就让我回去看看刘婶的涉警记录,“早跟你说过,这人不是啥省油的灯。”

刘婶在派出所的涉警记录确实很多,几乎月月都有,有时一个月甚至有七八起。内勤同事存档的有关刘婶“当处现调”(当场处罚、现场调解)的材料是单独装起来的,有满满一档案袋,“这还只是通过派出所走了程序的,那些没经过派出所处理的还不知道有多少。”

我顺手抽出几张“现场调解”协议书看,大多是邻里纠纷、占道经营、食客口角引发的冲突,有时是她报警举报别人,有时是别人报警举报她。我不禁感叹道:“咱派出所一年1/3的简易程序案,差不多都被她包圆了啊!”

“你还不知道吧,刘婶有个绰号叫‘刘不亏’——就是从来不吃亏,三五毛钱的事情能扯着对方头发在地上打滚,吃亏是不可能的,占不到便宜就是吃亏。”内勤同事解释说。

同事笑了笑说:“那你小心点吧,她的茶叶蛋、肉圆子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当时,我并没把同事的话放在心上,自以为和刘婶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平日里,刘婶买了水果会分我一些,我单位过节发的酱油、松花蛋,也会直接送给刘婶。我一个片警,刘婶一个买卖人,哪会有什么利害冲突呢?

然而很快,我跟刘婶就闹掰了,那是2012年10月。

2012年入夏后,刘婶跟我商量,下班后能否不关警务室门口的照明灯,这样她晚上做生意方便些,我答应了。后来,她又问我警务室旁边储藏室的钥匙能否借她用用,夏天夜里街上人杂,她担心收摊后桌椅板凳堆在外面不安全,想放进储藏室里。我想储藏室里也没什么重要物品,便答应了她。作为感谢,刘婶还给我抱来了两个西瓜。往后一切如常。

国庆节后,协管员老姜突然找我要储藏室的钥匙,说是想看一下电表。我找了半天才想起来,唯一的一把钥匙我给了刘婶,便问她要,但刘婶却总推说忘了带,接连拖延了好几天,老姜直接砸了储藏室锁头。

和老姜一起进储藏室的还有个电工,电工检查了一番说,电表被人动了手脚,多出一根线,然后顺线拎出了一个插排。

警务室的电表一直安在储藏室,老姜每月负责交水电费,之前他跟我提过一次,说这几个月水电费比之前高了几倍,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夏天开空调用电量大了而已。前几天老姜去交水电费,发现又比上个月高出了一倍。

我告诉老姜,刘婶之前找我借过钥匙,老姜顿时火冒三丈,说肯定是刘婶偷了警务室的电,“她以前有前科”,说着就要去找刘婶算账。我拦住老姜,说我来查查是不是刘婶干的,“我们不要冤枉好人”。

当天下午,我下班后没有回派出所,而是换身衣服去了警务室对面的彩票店。傍晚7点左右,刘婶来到储藏室门口,看到坏掉的门锁愣了一下,但还是进屋拉出了插排。我来到她的宵夜摊时,刘婶已经接好了电烤炉和一干电器,隔壁另一位摊主也拎着插排来找刘婶接电。

刘婶先是尴尬地站在那里,但很快堆起了笑脸,“反正都是公家的电,不用白不用。”我反驳说这么大的功率,线路着火烧了警务室你负得了责?然后一把扯掉了插排上的电源线。

那晚我收走了刘婶的插排,又找电工把电表恢复原状。老姜让我“法办”刘婶,说这几个月电费已经超过立案标准了。但我念她开店不易,还是觉得算了。只把她叫来警务室批评了一顿,然后自己补了几千块电费进去。

本以为刘婶会见好就收,但不成想,她却因此恨上了我。很快就有摊主告诉我,刘婶一直在外说我“吃骨头不吐渣”,她用电之前给我“上过供”,所以警务室的电可以“放心用”,因此她不但自己用,还“转让”给其他摊主用。

我又把刘婶叫到警务室,让她说明白给我“上了什么供”,是那两个西瓜还是之前的茶叶蛋肉圆子?她说不出来,但一脸不忿,我便从兜里掏出100块钱给她,算是还她之前“送”我的东西,老姜又去超市买了两个西瓜,“李警官这事儿跟你两清了,再在外面胡说八道小心遭报应”。

从那之后,刘婶就再也不来警务室找我聊天了,平时见面也变得爱答不理的。

2013年7月,市里拓宽道路,商场拆迁,刘婶拎着马扎就去商场帮儿子“维权”了,上级要求我立即前往处理。

当时,绝大多数商户均已搬离,只剩下刘婶儿子的家具柜面还“坚守”在商场里。之所以不搬,只是因为赔偿没有谈拢。刘婶说,自己并没有提前收到商场拆迁的通知,年初刚进了一批家具,现在突然搬迁,家具无处摆放。商场负责人则说,他们3个月前就通知了所有商户,不可能只瞒她一家。刘婶不认,非要商场赔偿损失。

商场早已设定了统一的赔偿策略:提供免费仓库暂存家具,外加5000块搬迁补偿,另外新商场建好后优先给她提供柜面位置。但刘婶不愿意,要求商场必须按售价“消化”她的所有进货,然后再给3万的补偿金,新商场建好后,还要免除她1年的租金。

我耐着性子找刘婶谈,让她看长远一些,新商场在市中心,生意肯定好,现在商场老板又答应优先给铺位,多好的事情。但刘婶却一口咬死“不见钱,坚决不搬”。刘婶的儿子也把菜刀别在腰上,声称自己有精神病证,杀人不犯法,商场要是敢硬来,他就“见一个砍一个”。

我看形势不对,急忙向上级汇报,上级开会研究后派来了防暴警,准备应对突发事件,谈判不成就强行带离。刘婶一看到防暴警,立刻倒在地上打滚,她一边滚一边哭喊:“官商勾结坑害老百姓!”很快,母子二人就被带离了。

事后,商场负责人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决定给刘婶提供仓库免费存放家具半年,外加1万元的“补偿”。虽然距离刘婶当初提出的要求还差很多,但刘婶似乎十分满意。

我有些厌恶,“之前人家答应给你5000,还优先给你提供新商场柜面,结果你一闹,新商场柜面那茬人家再不提了。你儿子那些家具咋办?以后生意还做不做了?”

2013年底,我又接到了刘婶的报警电话。这一次,她声称自己被偷了300元钱。我和同事赶到案发现场,竟然是南关小区张姨的裁缝店。

刘婶一直没什么朋友,这几年,只有裁缝店的张姨有时会来找她聊天。张姨过去也在医院做后勤工作,刘婶丈夫去世时是她负责通知和接待刘婶一家的,所以两人的关系一直不错。

之前,张姨常对我说,刘婶这性格也是生活所迫——她幼年丧父,小学没读完,18岁嫁给穷得叮当响的丈夫,20出头丈夫招工来了湖北,老家的负担全压在刘婶一人身上;30出头丧夫,原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结果儿子又受了伤;如今年过半百,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她以前失去的太多了,现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她的自我保护吧”。

从本心来讲,我也十分同情刘婶的遭遇。想起过去刘婶逢人便讲,几年前医院换了领导,要收回当初租给刘婶的那间配电室,刘婶仗着自己泼辣能闹,迫使医院妥协,把收回配电室这事儿暂时搁置了,“要不是我当时舍下脸来抖狠,现在八成已经在街上要饭了”。

听我说起这件事,张姨却说,别的事情她说不准,但作为医院的退休职工、刘婶的好朋友,她觉得刘婶办的这事儿其实非常划不来。

“当时医院要收回配电房是真的,新领导想彻底‘割断三产’,但别人都可以闹,刘婶不该闹……”张姨说,当时针对刘婶的问题,院里也做过一番研究。

当年刘婶丈夫去世后,院里跟刘婶签了一个长期劳动合同,刘婶作为“职工遗孀”,虽没有编制,也算是后勤职工,等年满50周岁就可以按照职工身份退休。之前刘婶丈夫留下的养老保险,医院和刘婶个人共同补缴,医院出大头,刘婶出小头。这样一来,刘婶退休后每月都能领一笔退休金,不比正式职工低多少。至于开面馆,市里不缺临街房,在哪儿干不是干,真要找不到门面房,医院也可以返聘她回来做些保洁之类的活,两份收入加起来不比她开面馆低。

可无论医院怎么给刘婶做工作,她死活不肯接受这份安排,尤其是听说自己还要补缴几万块钱养老保险时,当场就跟院领导撒起泼来。张姨当时也劝过刘婶,但刘婶也和她翻了脸,说张姨跟医院合起伙来给自己挖坑。之后这事儿就这么黄了,废弃的配电室依旧给刘婶继续用,每月象征性地收100块租金,但按照职工标准退休一事再也没有了下文。

“哎,刘婶这人,没啥文化,见识也短,低头只能看到裤腰带,连脚丫子都看不到……”最后,张姨说。

那天一进裁缝店,我就看到张姨面无表情地坐在缝纫机后面,刘婶则一脸愤怒,叉腰站在屋中央。刘婶说她来张姨店里改衣服,钱包里放了300块钱,改衣服时她和张姨聊天,张姨动了自己的钱包。临走时,她的钱包从缝纫台移到了柜台下面,再拿出来,里面的300块钱就不见了。

刘婶虽未明说怀疑张姨偷了钱,但向我陈述案情时,她反复强调“自始至终店里只有她跟张姨两个人”。我劝刘婶再想想,是不是记错了,或者干什么事儿花掉了,毕竟她和张姨这么多年朋友,张姨是什么人她应该了解。

但刘婶却不依不饶,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她从家出来啥也没买。也只有张姨动过她的钱包。我叹了口气,问张姨当时的情况。张姨说确实屋里就她跟刘婶两个人,她也确实动了刘婶的钱包,不过是因为刘婶进门后随手把钱包放在了缝纫台上,她担心两人聊天顾不上,有人进来顺走钱包,才拿到了柜台下面放着,至于里面的300元钱,自己从未见过,更不会去拿。

“贼”字一出口,张姨立马就掉了眼泪,没再说话,低头从包里拿出3张百元纸币递给刘婶,说今天什么也别说了,她认了,这300块算是自己补偿刘婶的,让刘婶以后再也不要来找她。

刘婶二话不说,气呼呼地接过300元钱就要往钱包里塞。同事急忙制止,问刘婶确定这是自己丢的300块钱吗?刘婶分辩说,这钱不是张姨还能是谁拿了?况且张姨自己都认了。

我看情况不对,一把夺过刘婶的钱包,说既然报了警,这事儿就得警察处理,先别急着往里放钱,确定你包里再也找不出300块钱再说。刘婶见钱包已经被我夺去,只好接受我的要求。

我把钱包拿到执法仪前,当着三个人的面翻找钱包。那是一个大号女式手包,折了三折,刘婶说她的钱就放在中间那折,“3张一百元的新票”,我确实没在中间那折里找到钱,但当我拉开第三折夹层拉链时,3张百元新票出现在所有人眼前。

这下轮到刘婶尴尬了,她盯着钱包里的300块,手里攥着张姨刚给她的300块,一时不知该如何收场。同事意味深长地看着刘婶,等她自己把事情圆回来。半晌,刘婶挤出一句“没事了”,放下张姨的300块钱匆匆离开了裁缝店。

我和同事也告辞离开。张姨自始至终都面无表情,等我俩走出店门,屋里才传来一声歇斯底里的怒吼:“滚——!”

路过的行人向我和同事投来狐疑的目光,我俩赶紧冲他们摆手,“不是我,不是我”。

2014年中旬,新商场建好,刘婶收到消息后赶紧去问铺面招商的事情,但商场负责人告诉她,铺面已经全部租了出去,新入驻的商户已经装修得差不多了,没有空位租给她。

刘婶很生气,说当初拆迁时商场答应新商场铺面优先租给她,商场当即拿出当时和刘婶签订的调解协议,上面没有任何有关“优先租赁”的字迹。负责人解释说,其他按时搬离并签了协议的商户确实都有权利享受“优先租赁”,但当时刘婶拒绝签协议,而且已经收了商场1万块钱“补偿”,也用了商场提供的免费仓库,便没有资格再享受“优先租赁”的权利。

另外,商场要求刘婶立刻把仓库里的家具搬走,因为当时协议上写的是免费使用半年,现在她已经用了1年多了,也没找她收钱。商场限刘婶15日内将仓库家具运走,否则将代为处置,并追缴她后半年的仓库管理费。

这次为了防止刘婶再闹幺蛾子,商场提前聘请了律师,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刘婶又想带儿子去“闹一下”,公安局也早有准备,刘婶和儿子在新商场门口“维权”的家伙什还没摆开,便被巡特警带离了。

刘婶主动来找我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问我有没别的办法。我说没办法,商铺是人家的,爱租给谁租给谁,我能有啥办法?另外,我劝刘婶赶紧处理仓库里的家具,不然真被商场告上法庭划不来。

我一句话还没说完,刘婶脾气一下又上来了,说之前半年都没通知她,现在让她15天内搬走,不是逼她死吗?我不想和她说话,老姜就在旁边说,你不搬也行,到时候人家“代为处置”,当废品给你卖了,那钱都不一定够补缴后半年仓库管理费的。

抖狠归抖狠,到了时间该搬还得搬。

搬仓库那天,商场负责人找了两台车和十几名搬运工,把刘婶暂存在仓库里的家具全搬到车上,运去刘婶的住处。刘婶坐在仓库门前的水泥地上,一边捶地一边哭喊,她的儿子则被同事夺去菜刀押在警车里,等待处理完毕后送去医院做精神病鉴定。

家具搬迁只用了一个上午便完成了,之后的两天,刘婶面馆都没有营业,第三天见到刘婶时,她正张罗着在家门口搭雨棚。我问她要干啥,她说一时找不到价钱合适的仓库,只能先把家具放在雨棚下面,一边保管一边打折处理。

家属区的马路本就不宽,刘婶的雨棚又占了一大半。周围路过的行人纷纷投来厌恶的目光。和我说话的工夫,刘婶也不断用凶狠的眼神四处巡视,仿佛在寻找一些可能存在的威胁。

刘婶的雨棚没能搭太久,当天便被周边住户匿名举报,随即被城管拆除了。为此,刘婶绕着小区叫骂了很久,几个以前跟她有梁子的住户楼下更是被“重点照顾”。好在没人搭理她,刘婶骂累了,自己回了家。

过了几天,刘婶又来警务室找我,支支吾吾地问能不能再把警务室的储藏室借给她用用,暂时存放一部分家具。我带她来到储藏室,才发现里面已经被老姜摆满了防爆盾牌、钢叉等警械,还有两张架子床,老姜在一旁解释说,储藏室已经被上级改成了夜间巡逻队的备勤室,不方便借给她。

刘婶悻悻而归,我问老姜真的假的,我怎么没收到消息。老姜说难不成还得再雇两个人进来躺着?“你钱多是吧?后街上就有仓库出租,她又想来占你便宜,忘了你那几千块钱电费长啥样了?”老姜说。

刘婶最终还是花钱租了个仓库,又用几个月的时间把剩余家具低价处理掉了。

新商场开张后,生意很好,商场“回馈老伙伴”,给当年签协议的商户很低的租金。据说当年与刘婶儿子在同一楼层卖家具的商户都发了财,甚至有人还在临市开了分店。

刘婶又来找我念叨,每回都咬牙切齿,说自己被商场坑苦了,迟早要让商场的老板“血债血偿”。我懒得搭理她,只等她发泄完了自己离开。

往后,刘婶的脾气就越来越差,她心里似乎一直揣着莫大的委屈,动不动就要跟人吵架。折了继续开店的本钱后,刘婶儿子也失了业,只好和刘婶一起经营面馆。但周围人大多领教过刘婶的厉害,也听过刘婶儿子腰别菜刀自称“有精神病证,杀人不犯法”的叫嚣,一个个避之不及。面馆的生意越来越差,以至于客人宁愿在别的摊位等位,也不来刘婶面馆宵夜了。

期间,我拘留过刘婶2次,一次是因为泄愤,她砸了隔壁商户停在门口的面包车玻璃,另一次是因为15块钱的餐费,她用马扎敲掉了客人的半颗门牙。刘婶儿子也被同事送过2次精神病院强制就医,因为发病后肇事肇祸。

2016年初,医院附近棚户区改造,废弃的配电室被划入拆迁范围,这次刘婶是非搬不可了。我又出了好几次有关她的警情,都是医院保卫处报的警,原因是刘婶到医院闹事,说自己是职工遗孀,拆迁后失了业,要求医院给她补偿。

“我们对她真的已经仁至义尽了……”出警时,医院保卫处长一见面便向我抱怨。他说当年医院周边没有餐馆,她的面馆算是大半个食堂,躺着赚钱的活儿都被刘婶干黄了,因为她不是缺斤少两就是偷奸耍滑,别人还不能提意见,一提意见她就发飙骂人,说别人欺负她是外地的。后来,大家宁愿多跑几里地找餐馆,也不吃她的饭。

我只好跟刘婶讲政策,告诉他配电室的产权归医院,她没有所有权,即便拆迁也不能把补偿款给她。

2016年3月,刘婶面馆在拆迁中被推平,医院名义上本着“人道主义关怀”,实际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给了刘婶2万块钱补偿。

刘婶离开了我的管片,去城南重新开了一家面馆。但没多久,我就在一个网吧看到刘婶,她在那里做保洁,我问她新面馆开得怎么样,刘婶一脸不开心,说新地方居民“欺生”,社区民警还总找她麻烦,面馆开了几个月就关门了。

2016年底,我离开派出所,之后便再也没有见过刘婶。2018年底,我回单位办事,跟师父宋警官谈起刘婶,他说刘婶早就卖了房子,带着儿子回了山东老家。

“这家伙也是泼辣,临走之前,她把咱这儿她认为这些年来欺负过她和她儿子的人轮流骂了个遍,挨家挨户地去,就站在窗户底下骂,找不到人的就在街上骂,一连骂了一个多月,最后一个骂的就是你。”

我心里有点唏嘘,“怎么说呢,说她命苦,也是真苦,但说她活该吧,也真活该……当年摆在她面前的条条都是好路,但硬生生地都被她这‘不吃亏’的暴脾气带着走歪了。”

“这嘴上够狠的人,往往命里也够苦哎……”最后,师父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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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春莹:英国给过香港什么自由?

 

中新网北京6月9日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应询介绍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英国首席大臣兼外交大臣拉布通电话的情况。就英方“对香港市民自由的关心”,华春莹再次反问:英国给过香港什么自由?

在当日记者会上,华春莹介绍说,王毅已向英方详细表明了中方的立场。王毅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问题。国家安全事务属中央事权,这是各国通例,中国也不例外。中央政府通过基本法第23条责成香港特区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并不改变国家安全属于中央事权的属性。面对香港国家安全受到现实危害和严重威胁,全国人大果断立法并且适用香港,有助于尽快填补香港国安法律的明显漏洞和长期缺失,合理合法,势在必行。

王毅强调,香港国安立法是为了更好贯彻“一国两制”。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的决定第一条就开宗明义阐明:“国家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这是中方最高权力机关以人大立法这一最高法律形式,对坚持“一国两制”的又一次郑重承诺。我们决不接受所谓国安立法将改变“一国两制”的无端指责。

王毅还强调,香港国安立法要惩治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港独”和暴恐分子行为,它将更好保障广大香港市民应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也会让所有守法的外国人士在香港工作生活的更加安心。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变,依据基本法享有的各项高度自治权利不会变,香港市民的生活方式也不会变。国安立法只会使香港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备,社会秩序更加稳定,营商环境更加改善。国安立法是“试金石”,如果期待香港长治久安,就理应支持而不必担心;如果希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就理应拥护而不是反对。

“英国关心香港市民自由的问题,其实它不妨回顾一下英国对香港156年殖民统治期间,他们给过香港市民什么自由?什么民主?”华春莹反问道:28位港督中哪一个是由香港民众选举产生的?那个时候港人有上街抗议示威的自由了吗?而且,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时期,英国《叛逆法》是适用于香港的。

她进一步强调,既然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国中央政府立法来维护香港国家安全,有任何问题吗?“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任何双重标准,英方应该认清时势、谨言慎行。”

房企力保销量背后的逻辑:借债融资与维持股价

 

 

刚过去的5月份全国市场持续复苏,基本已经回到了2019年疫情前水平。然而,从最近几个月的销售榜单与房企公布的销售数据来看,不少房企今年的业绩完成度与去年相比差距甚远。

 

整体看2020年全年销售额上涨难度依然不小。企业之间的分化加剧,部分房企的销售额里面水分比较大。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了前50强的房企前5月销售数据发现,房企透支销售额的现象趋于普遍。

 

同策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宏伟指出,当前有两类房企需要透支:一类是高周转企业,快速开发、快速销售的前提是快速拿地投资。一旦拿地跟不上销售速度也没法降下来的话,就是隐形的透支销售;第二类就是发展相对匀速的企业,但是企业投资明显比销售弱,现在也比较迫切加强投资,这种情况下房企就难免透支销售,从2-3年周期看,这样的房企可持续增长有压力。

 

房企在过去几年增长速度比较快,去年开始头部房企有意识不再注重增速,但是今年疫情之前,大部分房企还是制定了比较高的销售目标。这就造成今年房企销售目标的完成有压力,与此同时企业还要继续拿地投资,如果后续资金链风险过大放缓拿地、补仓的话,很有可能到明年、后年,整个公司就没货出售了。

 

如果从房企的可售货值与去化速度对比,可以看出哪些企业有透支销售的需求。梳理前50强房企销售数据,按照销售规模可以分为5个梯队;再根据同策研究院数据提供的房企存货数据,也将之分为5个梯队,从中可以看到不少销售规模排名靠后的房企,存货数值不匹配。

 

比如,一梯队房企中恒大存货最大,销售排名第8位的世茂存货则排名11位,富力地产存货替代世茂进入前十;与富力地产相似,奥园集团的存货规模进入了二梯队,但销售规模则是第三梯队的水平;销售规模在第三梯队的中梁控股,第四梯队水平的蓝光发展、华发股份、美的置业,第五梯队的越秀地产等好几家企业的存货挤入第二梯队;销售第四梯队的雅居乐、排名50强之后的大悦城、合生创展存货均进入第三梯队的水平;销售规模在50强之外的中骏地产、禹洲地产、弘阳地产等存货均在第四、五梯队的水平。

 

这表明,大部分房企存在去化压力。基于房企债务水平、拿地投资策略、销售业绩三项数据是紧密关联,可以看出,各大排行榜上的排名错配,与房企融资需求与保卫股价持久战不无关系。

 

业内人士认为,房企普遍存在借新偿旧、拆东墙补西墙的偿债策略,更多企业将2019年看作投资窗口期、大量买地,这两个原因导致企业负债水平增加。随着今年前四个月销售增速放缓,销售业绩不足以完全覆盖过去的债务支出,因此当前债务水平较高,偿债压力较大。以富力地产为例,截至2019年中期,富力地产负债总额累计3340亿,净负债率高达219%。但这可以从富力地产近几年多元化投资但创收不足找到原因。例如,2018年富力地产耗资199亿购入万达77家酒店后,并未产生足够的现金流。

 

回看富力存货,富力目前大约有2000亿存货,2019年销售总额1446.2亿元,去化压力明显。今年一季度销售173亿,根据前五月的销售数据,富力卖了约382亿,换言之,4、5月份有200多亿销售额。业内人士指出,这与富力要保证融资偿还高额负债或有关系。

 

前述多家存货远远高于销售规模的房企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在4、5月份销售额猛增。弘阳地产目前有360亿左右存货,一季度去化30亿元左右。从弘阳前四月销售58.5亿元可见,4月单月弘阳就销售了近20亿,几乎与一季度销售额持平。即便如此,弘阳前4月销售仍然同比大跌60%,彼时市场尚未回暖。

 

如果为了上市融资,房企预支销售额的情况就更为明显了。从各家排行榜单也可以看到房企透支销售额的行为。最近准备要上市的房企实地,在各大销售排行榜的排名从2019年的150名,升到2020年初的第五梯队。而实地只有37个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项目。在招股书中,这家企业没有提及自己的销售额。其实更多的榜单显示,实地地产近三年的销售金额以及行业排名呈下滑态势,2019年销售排名已跌至百强之外。

 

受疫情影响,企业销售业绩和回款遭遇重挫,加上各类刚性成本的持续支出,及到期债务的偿付,都让企业资金端开始承压。

 

海通证券一份研报指出,对比2019年和2020年1-5月操盘口径销售门槛来看,前10强的门槛从681亿元下降至640亿元,同比下降6.0%;前20强门槛从490亿元下降至395亿元,同比下降19.4%;30强门槛从316亿元下降至287亿元,同比下滑9.2%;50强门槛从193亿元下滑至175亿元,同比下降9.5%;100强门槛从73亿元下降至53亿元,同比下滑27.3%。从门槛值来看,1-10强房企表现最为坚挺,下滑幅度最少;51-100强下滑幅度最大,达到27.3%;11-20强下滑幅度次之,为19.4%。由此可见,50强之后的房企,今年日子并非那么好过。

 

进入5月份,市场回暖加速。从全国各地成交看,一二线市场明显活跃。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5日从房企公布的销售数据看,30家房企合计销售额1-5月为1.96万亿,同比微跌1.9%,相比1-4月下调10%,整体看,销售业绩逐渐拉平。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认为,整体看房企已经逐渐走出了疫情的影响,但要恢复涨势预计还需要1-2个月时间。到2020年3季度,房企有望再次恢复同比上涨。从预期看,6月份市场有望继续冲高,特别是供应量增加后,市场成交量也有望继续上行。“从未来市场走势看,如果下半年再次降息,那么这一轮市场小阳春有望持续。”

 

从不同级别城市看,一线城市平均环比继续上涨,环比涨幅达到了20.1%,其中北京上涨最明显,成交面积上涨了42.5%,同比也上涨了10.5%。

 

市场消费力复苏的原因在于货币贬值压力、置换需求、各地房贷利率逐渐开始下调,优惠增加,疫情积压的需求基本释放市场,这些都推动了5月全国市场的恢复。

 

值得关注的是,房企在预支销售金额之后,将直面下半年如何“收复失地”、补仓为明后年的销售货值打基础、平衡债务等多项运营难题。

 

石正丽:我们现在发现的病毒只是冰山一角

 

专访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来源:视频综合)

CGTN专访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石正丽:我们现在发现的病毒只是冰山一角,必须提前去了解自然界野生动物携带的这些未知病毒,做到提前预警。这些病毒就存在于自然界中,不以我们是否承认它们的存在为转移。如果不去研究,还会有下一次的疫情爆发。

紧急状态结束后,日本人最想干的竟然是这件事!

 

日前,首相安倍公开宣布,即将解除全国紧急状态,并且开始恢复社会经济活动。

过去一段紧急状态时间,岛国人民都得自觉待在家里,减少外出。

除了吃烤肉外,日本人最爱想在疫情结束后做的事,是旅游。

第三件日本人在疫情后最想做的事,可能很多人猜不到:离婚。

前段时间我国疫情比较严重,人们都困在家里,疫情过后,去民政局离婚的人数激增。

有许多日本家庭主妇抱怨老公整天在家压力很大,甚至动了想要离婚的念头,她们还给这种现象取了个名字叫做“冠状离婚”。

但旁人看来,这些有离婚想法的夫妻可能早就存在裂痕,而肺炎疫情更是让他们看清对方的本性而已。

在社交网络上,一直有不少日本人发出对另一半感到不快的推文。

有日本男性发文表示:“想到疫情结束前,还要一直跟太太朝夕相处,突然觉得好累。”不论男女,突然对身边的另一半出现了厌倦感。

无论是老夫妻还是新婚,全都无一幸免。

于是,日本有的公司就提供了收费的“避难服务”,叫“防止冠状病毒离婚临时避难所”。

是由一间提供民宿与饭店房屋咨询的公司,提供因为新冠肺炎而即将濒临失和的夫妻“躲避方案”──拥有网络、家具、家电等完备设施的套房,平均最便宜一天折合约200人民币,月租约折合6000元人民币。

因为这个非常时期,很多酒店根本不营业,何况民宿。同时因为吵架都很突发,很多客人都要求吵完架后当天就受不了要入住避难,价格自然就会上去了。

但这也侧面说明一个现象:实在,太多太多太多的夫妻吵架吵到想要避难了。

其实,日本一直以来有着中年离婚或是退休离婚的说法。意即丈夫在退休后,整天在家无所事事,反而跟老婆产生嫌隙,疫情只不过把这种现象提前到还没退休之前罢了,本质上,还是婚姻家庭内部相处的问题。

所以,也许日本疫情的结束,能让不少日本人都脱离苦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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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着力打造1小时通勤圈 都市圈发展将提速

 

近日,国家发改委、交通部联合印发《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输更好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下简称《规划》)。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后首个出台的分领域规划方案。

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诸大建认为,从该规划方案可以看到,整个交通体系分对外交通体系、区域内的城际交通和以中心城市为主的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三层结构。

长三角交通发展一体联通的综合交通网络已经初步成型,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民用机场覆盖率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间基本实现城际客运高频次1-1.5小时快速通达。

但是,长三角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一体化发展水平仍待提升,与国土空间、人口分布、产业布局衔接适应能力有待加强。《规划》认为,综合交通网络结构性矛盾突出,枢纽分工协作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不强,运输服务一体化水平亟待提升和一体化体制机制亟待健全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诸大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长三角地区的交通公共化,要打造的是地铁和高铁这“两铁”引领的交通公共化,总规模和人均规模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较大量级。

在这一过程中,要以智能化信息化为手段,加快基于数字技术的智能交通系统发展。《规划》提到,铁路和水路货运量年均增长率不低于5%。诸大建认为,用铁路和水路减少目前以高速公路为主的货运运输方式,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和碳排放,促进绿色交通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马庆斌认为,在疫情背景下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由于高质量交通体系的建立,辅以高质量的营商环境,长三角地区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安全性和灵活性都将大为提高。

从《规划》来看,长三角交通一体化发展是分层级进行空间布局的。

在诸大建看来,整个交通体系分三层结构,一是对外交通体系,二是区域内的城际交通,三是以中心城市为主的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

在第一层次对外交通体系中,《规划》中明确未来的南通机场是上海国际航空枢纽的组成部分,加上现有的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上海将能通过建设国际枢纽机场集群,进一步增大流量和提升辐射能级。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和北仑港抱团集群,也能大幅增加国际级别港口群的辐射能级。

第二层是城际铁路的建设。以上海为核心,此前东西向交通设施密度较大,此次《规划》注重补齐和平衡南北向交通短板。

“这样以上海为龙头的东西流向交通,将扩展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流向,区域内部辐射能级提高。”诸大建说。

第三层是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的建设。长三角地区有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有助于解决中心城市的户籍制约,推进区域工作人口的一体化。

“通勤圈的建立,意味着长三角地区城际交通的公交化、舒适化,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通道更加便捷、优质、高效和低成本化,区域内的要素配置将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各中心城市互为支撑、良性竞合的态势将更快形成,加快了迈入世界一流城市群的步伐。”马庆斌说。

专家认为,以《规划》为标志,长三角城市发展开始实质性地进入3.0版时代,从单中心城市阶段进入多中心发展阶段,现在又进入以中心城市和周边城市合作联动的都市圈发展阶段。

长三角地区覆盖三省一市,如何建立好协同体制机制是长三角一体化能否落到实地的关键。

此次从交通层面,《规划》着重对一体化协同体制机制构建进行安排。

《规划》提出,要以重点领域先行先试为突破,建立健全交通运输全链条协同体制机制,逐步消除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障碍。

比如在协同推进机制方面,建立健全央地、中央部门之间协同推进机制;三省一市要充分调动积极性,优化轨道交通网络一体化布局,统筹推进省际公路、航道等互联互通,协同推进重大项目;建立跨区域运输联合执法机制等。

不同于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诸大建认为,长三角地区正在探索的是在三省一市平行机制下如何建立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相互包容的一体化发展新模式。

马庆斌也认为,作为我国发育程度较为成熟的区域,长三角在区域协调机制完善、区域的资源禀赋多元化、区域市场国际化法治化水平等方面相对其他区域基础更好。下一步,需要在更高层次上继续发力,尤其是在基础创新、原始创新上,在实现“0-1”的突破上,要突进协同。

不仅是在交通领域,马庆斌认为,在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常住人口的公共服务上,也要加大协调力度,户籍积分互认、社保医保兼容以及教育等方面加大融合度。此外,要更好发挥上海的龙头作用,其他片区合理编制协同发展的规划,尤其是区域内港口、自贸区、机场等一体化进程要加快,制定更有约束性的标准、互相投资、协同运营管理的平台。

台媒曝罗志祥妈妈发声 埋怨周扬青想毁掉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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