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无法落叶归根的青楼女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1976年一个三伏天的午后,烈日晒得路上行人头皮发麻。我跟随几个同学进城拍毕业照,小肚子憋得生疼却四处找不到茅厕,瞅见路南破砖头蛋垒砌的一个半人高的小圈子,哈腰就钻了进去。

“尿、尿、尿,咋不尿您娘那……”在一阵刺耳的辱骂声中,我抬头撞上了一个女人。女人剪着齐耳短发,仰着脸,怒目圆睁,身穿白底蓝色碎花布衫,手摇芭蕉叶扇子,倚靠着小圈子后边的屋山墙不停地骂,吓得我转身就跑。

“仰脸婆娘低头汉”,母亲曾经说过,这样的女人最是惹不起的。当时我猜想,这女人应该就是城中村的厉害茬子。我压根没有想到,十几年后,阴差阳错,我会成为小圈子后边那所房屋的新主人。

1976年冬天,我参军进了军营。2年后,我随军赴南疆征战,身负重伤住进野战医院,经过漫长的康复治疗,被评定为一等伤残,退役回到原籍疗养,竟又遇见了那个女人。

1984年初秋,一天上午,我拄着拐杖从乡下进城办事。刚从计委分出来的民政局、优抚股和办公室还挤在老计委的筒子楼内,东西向的走廊黑洞洞的。一楼南侧的两间办公室摆放着9张桌子,优抚股长和两个科员占据西南角的3张。东边紧靠屋山墙,一架长条靠背椅,下边塞满了煤球,座椅黑黢黢的。

每次进城办事,我都会到这间办公室歇歇脚——退役后,我的档案被民政局接收了,分散供养由他们管理。那天,我满脸汗水刚落座,就听见有人嘟囔:“狗日的,每月给你固定生活费嘛,这才几天啊,钱都花完啦?”

声音是从西南角传来的,最里边那张桌子后头,藤条椅子内端坐着一个中年男人,大背头梳理得明光黑亮,衬托出一张圆白脸。此人姓刘,是个军转干部,副主任科员。他长期负责民政工作,在小县城里属于“元老级别”。

我正想开口问老刘报销药费的事情,一个女人就嚷嚷开了:“妈那个X,不叫吃,不叫喝啦!干脆给俺弄一包老鼠药,您都省心了。”寻声瞅去,在我坐的靠背椅最南端,坐着一个黑衣黑裤女人。她大眼睛双眼皮,眼窝深深,柳眉紧蹙,杏眼圆睁,透出凶光。

眼前的女人似曾相识,还有那骂人的声音,既刺耳又熟悉。乍然想起来,这不就是那年骂我的女人吗?

但凡来优抚股办事的人,大都跟部队结缘,眼前这女人说话如此有气势,该不会是某位老革命的家属吧?我琢磨着。想起就在这张靠背椅上,我曾经见过一个老红军的遗孀,白白胖胖的老太太坐下来半晌,也不多说话,只让老刘给她写条子开证明,诸事办得很妥帖。据说那位老红军功高,在井冈山曾救过毛主席的命,归乡时骑着一匹高头大马,直进直出县政府,连县长都怯他几分;这张靠背椅上还坐过省军区政委的夫人,一个精明干练的老太太,听说也是厅级干部,回乡处理一个烈士的善后工作。

眼下,老刘拗不过那女人,不耐烦地站起身,打开了身后的文件柜。他从里边取出来一个夹子本,写一张条子撕下来半截,小声嘟囔:“婊子养的,给你30块钱,不能再来啦。”女人接过条子,骂骂咧咧地起了身,到东边的财务室领钱去了。

我心说:“乖乖,俺刚退役头两年,每月的抚恤金也才30多块钱啊。”

1988年春天,因接连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被民政局安排到办公室帮忙。还是在那间办公室,西头北半拉有了我的一张桌子,背对着老刘。

那个厉害女人隔三差五都会到办公室里来,每次屁股还没坐稳,嘴里就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妈那X,冇钱啦,不叫俺吃不叫俺喝啦。”

每次女人一开口,优抚股长老王就咧着嘴苦笑。他戴着酒瓶底般厚实的眼镜侧身瞅着,也不答话。办公室主任也小声咕哝着几欲发火,最终还是忍住了,绷着脸往出走。最后只有老刘,开口骂了起来,“你狗X的算个啥子嘛,整天要钱吃肉啊,还有完没有?”

女人闻言“嚯”地站起来,污言秽语,不堪入耳,一时招引来楼道内计委和科委的人员,全站在门口瞧热闹。老刘怕影响不好,又咕哝着“婊子养的”,再次从文件柜里边拿出夹子本,写一张条子递给女人,“我们不是开银行的,下不为例啊!”

可是,隔了不到1个月,女人又来了,进门就嚷嚷着要钱。那天,伤残老兵老郭来县城找老刘办事,女人就和老郭坐在一条靠背椅上。

老郭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兵油子,战争年代立过大功,脾气十分火爆。见那女人骂骂咧咧打断了他跟老刘说话,立即吹胡子瞪眼。他先是故意往女人身边凑,之后又掏出劣质卷烟,点着火吞云吐雾,还不停地咳嗽,将一口浓痰故意吐在女人面前。

女人终于耐不住性子,冲老郭发起火来:“看你那恶心人样,离俺远点。”

“他奶奶的,你是个弄啥嘞,也不拣地方,敢搁这儿撒野。”

“你是个弄啥的?”女人反唇相讥。

老郭“嚯”地站起来,撕开上衣扣子,露出胸前一片紫乌溜溜的伤疤,自豪地说:“睁大眼睛看看,老子是弄啥的,枪林弹雨钻多少来回,阎王爷都不收俺。”

女人一见老郭扯皮露胯,就骂起来:“娘那个X,耍流氓嘞。”

女人那张白脸扑楞就红了,两眼泪汪汪地站起来,再不说要钱的事儿,蹶蹶地出门走了。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老郭当众揭了女人的短,大家一时间议论纷纷,我也终于大致弄清了女人的来历。

这个女人并非民政局主管的优抚对象家属,而是一个小学教师的遗孀。女人的丈夫姓王,老刘他们都习惯直呼她“王老婆”。最初,王老婆跟随丈夫在偏远乡下的一所小学教书,吃住都在学校里。后来,丈夫到了退休的年龄,学校新调来了老师,没地方安置,就催他们腾房子。

70年代,曾经有一段时间,行政事业单位的离退休干部,统一归口由计委民政组管理。此后民政组扩编成为局,上边一纸文件,那些离退休干部又各自回归原单位了。当时文教系统的离退休教师大都被原单位接收了,唯独王老师既不在县城工作,又是外地人,仍然滞留在了民政组,因此便在老城小东门街路南一片空地,给王老师盖起两间红砖瓦房。

新盖的两间瓦房坐北朝南,没有垒砌院墙。东临一个胡同,里边居住的三户人家,都是城中村的农民。胡同最里边的李婶家,门楼朝北直冲大路。

热心肠的李婶,每天进出胡同,都要从王老师没有院墙的门前经过,跟新入住的邻居主动打一声招呼。李婶后来给我说,那时的王老师是个大高个,白白胖胖,说话慢声细语,很有涵养。夫妻俩相处十分和睦,出门都是并肩走,有说有笑的,从没见两口子红过脸拌过嘴。每当有陌生人跟王老师打招呼说话时,王老婆总是怯生生站在一旁,瞪着一双大眼睛,满满的都是戒备。

至于两个人的出身和家事,外人一直知之甚少。

直到有一天,一个游乡串户的修锁匠,走进县城招揽生意,摊子就扎在王老师家对面的马路边。见到王老师两口子出双入对,修锁匠惊叹之余,向围观者抖落出一段鲜为人知的陈年旧事……

修锁匠是从豫南过来的,跟王老师是同乡。他闪烁其词地说,王老师的祖上出过官,高门楼大院墙,在当地是有名的书香门第。而那女人是外地人,据说她爹吸大烟,欠下钱庄的高利贷,才狠心将十几岁的闺女卖到王家,做了伺候主人的丫鬟。

女人进入大宅门里,吃喝不愁,不几年就滋养得窄腰宽臀,艳如鲜花。比她年龄大一截的王老师,放着大户人家知书达理的千金小姐不娶,偏偏就跟这个丫鬟对上了眼。王家老掌柜发现端倪,觉得有辱门风,一怒之下,暗地里就将丫鬟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倒手,又将丫鬟卖给了省城青楼里的老鸨,成为红极一时的头牌。

王老师打探出消息,在省城解放前夕,连夜卷走家里一笔钱,为丫鬟赎了身,俩人自此远走高飞。修锁匠感慨说,几十年不见,没想到会在异地他乡遇到如此有情有义的故人。

原本修锁匠也无恶意,可在那个年代,街谈巷议,顿时议论纷纷起来。流言蜚语说得绘声绘色,将王老师两口子推向了风口浪尖。

沉默的王老婆终于爆发了,骂跑了多嘴的修锁匠,那双原本怯生生目光中流露出来的戒备神态,变得充满了敌意。只要瞅见有人聚在一起小声咕哝,总以为人们在说她的坏话,即刻神情紧张,嘴里便不干不净地骂起来。时间长了,原来相处甚好的左邻右舍,也对他们两口子避而远之。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王老婆彻底成了出名的泼妇。

计划经济年代,临街的坐地户还不兴做生意,路南的人家都是坐北向南盖房子,屋后不垒砌院墙。东西大街几百米远,没有可供行人方便的厕所。城中村要建一处简易厕所,那些坐地户谁都不愿意垒在自家屋后闻臭味儿。王老师是外来户,两口子膝下又无儿女,势单力孤,那简易厕所自然就垒在他们家的屋后了。

施工时,伶牙俐齿的王老婆好说歹说挡不住,就坐在屋后撒泼骂街。城中村的人不好招惹,有娘们想上去掰茬子,当街对骂。王老婆便立即冲上前去,污言秽语,不堪入耳。应战者败下阵来,偃旗息鼓,王老婆怒气未消,昂头骂破了喉咙。

此后,王老婆只要一出门,嗅到厕所里散发出来的骚臭味儿,张嘴骂街成了家常便饭。大家对这刺耳的骂声也就习以为常了。

也是自那时起,王老师的精神似乎就受到了挺大的刺激,终日沉默寡言,一个人痴呆呆站立在大路口,遥望着路的尽头不说一句话,眼神中充满了忧郁。没过多久就病倒了,不吃不喝,断气时嘴里含糊不清地吐出两个字:“回家。”

自此,就只剩下王老婆一个,孤零零地留在这片外乡之地了。

80年代初,老城区还没有接通自来水,城中村的水井距离王老师家很远,寡居的王老婆挑不动沉甸甸的水桶,每天吃水成了大问题。

民政局临时安排,将她的日常生活托管给一个复员老兵。老刘对王老婆说:“今后再有啥子事情,你去后街找大雷。”

王老婆瞪着深陷眼窝的棕色眸子,连声问道:“哪打雷?下雨不下啊?”这种逗气一般的发问,惹得满屋子人哄堂大笑。

大雷是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老兵,家居住在县城后街。他身板高挑壮实,面白无须,慈眉善目像弥勒佛,嘻嘻哈哈露出极具亲和力的憨态。平常机关的杂活,办公室门口搁置的弃婴,还有需要收容遣送的人员,都由大雷负责处理。干完活,老刘就给他几十块钱报酬。

“老伙计,去吧,不就是给她挑几担水嘛,又不让你住那里,有啥大不了的事情?”老刘也只能劝慰道。

大雷极不情愿接下这份差事,头一天挑着沉甸甸的柏木水桶,大老远跑东街的水井边打水。王老婆怕大雷偷懒,就近到东大坑打水,就脚跟脚地一路撵着当监工。

听说有一次,大雷被一担水压得满脸通红,憋气又窝火,嘟嘟啦啦放出一串响屁。一到家门口,王老婆就故意将大雷身后的那桶水掀翻,说水“被污染了”。从此,王老婆一直不吃后边的一桶水,成了县城里出了名的挑剔人。

李婶也给我说,王老婆一直爱干净,一年四季,身上穿的衣裳板板正正从不倒褶,一丝土腥儿都不沾。一年冬天,李婶烧了半锅热水准备洗脚,没用完倒掉又觉可惜,就用暖水瓶盛着给王老婆送去,好心让她趁热洗个头。

次日早起,李婶出门,王老婆就对她说:“妮她娘,以后你甭再弄洗脚水叫俺洗头了。”弄得李婶下不了台来。

而且王老婆花钱,也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大手大脚,在街上买鸡蛋,从来不论斤称,最多买仨,还挑三拣四。买青菜也是挑拣一小撮,菜贩都不待见,老远就躲着她。不知道她老去民政局要钱是为了啥。

总之,王老婆身上一直事儿不断。

80年代末,在旧城改造中,县城扩街终于将王家屋后的厕所拆除了,王老婆家的屋占了1米的街道,城建部门通知民政局拆迁房屋。

那天上午我也在办公室,还听见老王小声咕哝了一句:“那地方扩街了,能盖两间门面房。”

此事过去几个月后,我住的人武部公房要拆除建家属楼。政委找我许诺条件说,如果我去政工科上班,部里可以白给我两间空地皮,让我自己盖房子。

那个年代,县城的地皮已经开始升值了,独门小院很诱惑人。我狠心决定辞掉民政局的工作,去人武部上班。民政局领导知道了,又找我说,可以将原本分给王老婆家的公房分给我。条件只有一个,等王老婆寿终正寝,我才能搬进去。

于是,我带着2000元钱,拿着局里签的买卖协议书,到房产部门直接办理了过户手续。等到1989年,又重新回民政局上班了。

最后一次见到王老婆,是1990年夏天的一个午后。

室外骄阳如火,办公室仅有的一只吊扇,悬挂在中间那道钢筋水泥过梁上,扇叶被冬天烤火的煤烟熏得黑乎乎的,半死不活地扇出来一阵阵热风。我伏案写材料汗流浃背,只见王老婆吃力地拄着拐棍,哼哼着走进办公室。她一屁股蹲在靠背椅上,顷刻间,一股子尿骚味儿随着电扇卷起的热风扑鼻而来,南边坐着的人起身就往外走。

王老婆喘息着,上气不接下气,未及她张口嚷嚷,办公室主任就借故办事出门了。平时嘟嘟囔囔的老刘也不再多嘴,急忙给她开30元钱的条子,推脱上厕所,脚跟脚地和股长老王出门躲起来。办公室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王老婆嘴里含混不清地嘟囔着,吃力地从靠背椅上站起来,颤巍巍去隔壁财务室领钱。她坐过的椅子上已被尿渍濡湿一片。

瞅着王老婆的背影,我心里说不上是啥滋味。这个一辈子干净过分的女人,如今沦落到满身骚臭的地步,要是她知道自己居住的房子已经给了我,还不得骂破天啊……

一个阴冷的大风天,李婶来民政局反映说,王老婆已经躺床不起了。局长让科员老张去管,老张直接去找老兵大雷,交代他给王老婆端吃端喝。听说王老婆病得不轻,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我到马路对面的医院办事,顺便就走进了胡同。

还未到门口,王老婆在屋内听见脚步声,就哑着嗓子呼喊:“你是谁啊?给我弄点吃的吧。”

由于扩街修路,路面加高,本来就低矮的两间瓦屋,墙基被土埋住几层,愈发显得低暗。我进门一脚踏空,就像跳入坑内,黑乎乎啥也瞅不清楚,满屋子的骚臭味儿直冲鼻腔。这是我第一次进这间屋子,两间屋没有垒砌夹山墙,东屋山靠南边小木窗的地方,摆着一张半大木床,王老婆头朝南躺在床上,脚头的木板上架着一口箱子。西间靠墙垒砌着锅台,一张小方桌上挤堆摞满锅碗瓢盆,除此之外再无它物。

我问王老婆:“大娘,您想吃啥?我给您去买。”

她说想吃水煎包,喝豆腐脑。我从桌子上端起空碗时,她又特意嘱咐我:“你把碗洗干净,再去打饭。”

半桶水表面凝结着冰茬子,我舀水将那只满是残汤疙疤的空碗洗涮干净,哇凉哇凉的。我就近给王老婆买了饭,端进屋内让她趁热吃。

她努力仰起头,欠身子斜靠在墙上,两眼如同隔墙缝透出来的灯火,释放出暗幽幽的光,盯着我说:“中啦,你走吧。”

回到家里,我将此事告诉妻子,妻子立马冲我说:“你不能再去那儿,吃了你买的饭,她哪一点不得劲死了,人家该怀疑是咱害了她。”

上班时,我脑子里老是出现王老婆两眼饿滋滋盯着我的表情,就向老张反映情况,让他督促老兵大雷一定要守在那里。

我给王老婆买饭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老张凑到我身旁,小声对我说:“王老婆死啦。”我心里咯噔一下。“走吧,跟我去处理完事儿,把钥匙交给你。”

天空刮着白毛风,不时飘着零星雪花,冷得行人袖手缩脖子。我跟随老刘、老张和股长老王走进王老婆的屋内,老兵大雷和邻居李婶都聚集在那里。王老婆直挺挺躺在床上。老张让大雷当众撬开床头那只木箱子,里边有几件女人的新衣服,箱底用手绢整齐包裹着一叠崭新的10元票子,总共1000元,都是连号的第三代“大团结”。

市面上早已流通第四代人民币了,王老婆却放着恁多的老票子,还隔三差五舍脸皮到民政局要钱,众人很是费解。股长老王直摇头,“这老婆脑子有病吧,积攒钱买棺材哩。”

李婶道出了隐情,她说这笔钱可能是王老师的死亡抚恤金,王老婆没动一分钱,她是想把老伴的骨灰搬回老家安葬。

李婶还说,王老婆死的头天晚上,她帮女儿在东边菜市场夜市卖小吃,大约10点多收完摊子,回家路过王老婆门口,见屋内亮着灯,就进去看看。当时,王老婆已经说不出话了,张嘴直倒气,两眼瞪着屋顶不肯闭上。

屋内仅有的一只15瓦灯泡,表面被烟熏火燎得黑乎乎的。夜深人静,光线幽暗,老兵大雷瞅着王老婆的两眼大睁,感觉有点瘆人,想拿一张报纸盖住她的脸面。李婶对大雷说:“她还有一口气,甭盖啦。”

老刘当即做主,用王老婆存的钱,体体面面地给她办一场葬礼。

马路对面有一家寿衣店,老刘和老张给王老婆买了从头到脚,里表全新的寿衣,让李婶和大雷给她穿戴整齐。接着,老张又跑西大街请来一班唢呐,吹吹打打,跟普通人家办丧事一样,一直热闹到了中午,最后由火化车拉着王老婆的遗体奔了火化场。

众街坊目睹王老婆的丧葬如此排场,又经过快嘴李婶的宣扬,一时间议论纷纷,重新审视这个风尘女人坎坷的命运和遭际来,不由得发出一声声感叹。

人去屋空,我让老兵大雷找一辆架子车,把屋内所有能搬动的东西,包括锅碗瓢盆,全部拉走,只留下两间空房。

1992年春天,我报请城建所批准,将老瓦屋拆除,新建一座两层封闭小楼。

自从王老婆去世后,我就再没到那里去过。缺少围墙的院子里堆积满了垃圾,已经糟朽裂缝的桐木门板被人撞烂一个大窟窿,屋内成了厕所,到处是老鼠扒洞的土窝。

我叫上办公室的同事,开一辆带拖斗四轮车,将垃圾清运到城外的大坑内。在清理屋内的垃圾时,同事用抓钩搂开了一个碎铺衬卷,里边一下露出来花花绿绿的票子——有10元的“大团结”、5元的第三代老票,以及2元和1元的零钱,卷在一起总共120元,外加全国流通粮票20多斤。

瞅着这些受潮发霉的票子,我心里酸酸的,五味杂陈,脑际映现出王老婆在办公室吵闹要钱的情景。这女人忍受了这么多年老刘的怒骂和众人的白眼,还有老郭的当众羞辱,不顾尊严要来的钱,却一直舍不得花,藏在铺衬卷里弄啥呀?

王老婆一生爱干净,她将那些零碎布头裹成铺衬卷儿,盛满一竹篮,被老兵大雷搬东西时撒得满地都是,谁也不会想到那里边藏着成卷的票子。

我不知道那些撞破门进屋屙尿的人,是否意外发现捡走了钱。我甚至怀疑,同事用四轮车拉走倾倒进大坑内的铺衬卷里还有钱,可那地方已经被拾荒者翻遍了。

邻居李婶在一旁猜测,“这老婆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积攒钱八成是想回自个的老家。”可她老家到底在哪儿呀?这个女人临死都没有透露出一点信息。

老刘仰头深吸一口气:“人啊,临了都想叶落归根哟!”说话间,独在异乡离过婚的老刘,或许想起自己多年漂泊在外的经历,忽闪的眼睛使劲儿眨巴几下,眼圈有点潮红。

老王也受到老刘的情绪感染,颤声冲老刘说:“回头跟火化场说一下,把他们两口子的骨灰存放在一块,说不定哪天亲属会来认领。”

日月嬗递,斗转星移。多年过去了,王老婆两口子的骨灰如今仍然存放在火化场,一直没有人来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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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刘銮雄健康恶化 把长子的21亿转给甘比三个孩子

 

网易娱乐6月13日报道 据媒体报道,今年68岁的刘銮雄的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近日又曝出他健康恶化去医院检查。据爆料,刘銮雄的长子刘明炜所持有的价值21亿人民币的华置持股,已经全部转为由甘比的三个子女持有,而她的三个孩子分别只有2岁、7岁、11岁。

其实早在17年的时候,刘銮雄就分过一次家产,将超过50%的公司股份转给甘比的三个孩子,并且由甘比代为管理,据说是为了怕自己死后吕丽君会来和甘比争家产,所以才早早为甘比打算。

从日系小清新到“爸爸style” 只需要一个雷佳

 

据2019年天猫发布的双十一服装成交量排行显示,优衣库包揽了当年男女时装的Top1销量,妥妥的全民衣橱。

聊到优衣库热卖的原因,老板柳井正曾说“没钱的人买优衣库,有钱的人也会买优衣库。我们提倡‘百搭’,‘百搭’需要品位,品位很好的人会买优衣库,品位一般的人也会买优衣库。”

主打舒适、轻便的设计,出新的速度够快,加上亲民的百元价位,不得不说优衣库在时装市场上确实很有竞争力。

一本“学术垃圾”的诞生

 

2017年7月中旬,经过层层筛选,我入职某家知名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是国内的老牌出版社之一,不仅出过不少经典畅销书,在出版学术著作方面更是颇有名气。

我所在的文史编辑室一共有7个人。主编姓朱,年近不惑,因为长期的伏案工作,背有些驼,见人笑眯眯的,看似和气,眼神却很犀利。我刚进社,他就跟我大谈出版情怀、编辑的责任与荣誉,听得我热血沸腾,立志要做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可到办公室一看,心就凉了半截——编辑们都埋在一堆堆的稿件之中,表情凝重,时不时还传出一两声叹气,氛围很是压抑。

“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编辑不容易,要经过各种锻炼,至少要2年才能独立编书。”主编说。

主编也是出版社里有名的“拼命三郎”,不是在拉选题,就是在拉选题的路上。所以,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都落在了周姐身上。我入职的第3天,《编辑手册》还没看完,周姐就找到我说:“我这有本书,《XX史》,主编说你是学历史的,帮我看一下。”

想不到这么快就接稿子了,我有些激动与忐忑,赶紧问有什么要求。

“你就结合上一稿核对有没有漏改的地方,然后通读一遍,权当熟悉下编辑工作了。”周姐让我一周后把书稿交给她,说作者已经催她好几次了。

出版行业作为年轻人眼中的“夕阳产业”,离职率挺高,这家老牌出版社也概莫能外。之前负责这本书的两个编辑相继离职,书稿实在没人接,才落在学西方文学专业出身的周姐手上。周姐看历史方面的稿子很费劲,所以这次招聘特意选了我这个“科班出身”的。

“这书你感觉写得咋样?”我问。周姐没有直接回答,只说,不论怎么样,反正她已经尽力了。看她一脸愁云,显然是不太满意。

我从周姐那里取回书稿,很厚,一共有700多页,50万字。书稿分为上下两部,讲的是一个行业的发展史。作者姓杨,是一个地方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他冷笑一声,说:“别,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别以为‘教授’就省心了,级别越高的越得小心,里面坑多了去了,狗屁不通、前言不搭后语是常事。”

我笑了笑,觉得同事说得太夸张,可看了没几页书稿,就不得不信了他的话——这本书虽然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就像是把一篇篇的论文硬凑在一起的,跳跃性大,中间没有衔接,是毫无体系跟逻辑感可言的流水账。

我强忍着看到下半部,发现语句突然变得很生涩,像挤牙膏一样往外蹦。每看完一段话,我就要拼命地去理解这个杨院长到底想讲什么——明明全是汉字,连在一起却感觉不认得。

一本书上下部的水平差那么多,显然就不是一个人写的。我把问题反映给周姐,她却毫不意外:“你也是读研过来的,现在老师做的项目,不都是分给自己学生去做?前面应该是杨院长本人写的,差的自然是他的学生写的。”

“可这样的书卖出去不砸咱出版社的招牌吗?”我不解。

“别担心,这书估计连上市的机会都没有。”周姐解释道,“一共就印500本,作者自己买100,他的学校买150,他的学生买100,剩下150本。咱们挣的是他的‘资助费’——这本书‘资助’6万,咱们起码挣一半。”

“出版业越来越不值钱,纯粹的做书越来越难了!”主编后来也对我感慨说,如今,学术圈的氛围趋于浮躁,很多专家学者为了评职称、抢项目,造出大量的“学术垃圾”。科研项目在结项的时候要验收成果,文科类基本就是出一本书。这种学术书的需求量很小,没有出版社愿意白做,因此高校会出一些资助费,少则两万,多则八九万。高校很少会找小出版社或者民营出版公司,只喜欢名牌、老牌出版社,这样既容易通过审计,也有“面子”。我们出版社名气大,也乐意接——毕竟,挣这种资助费要比憋出一本畅销书容易得多。

一般情况下,“教授”们写的书,好的就上市卖,不好的,要么自己全买走,要么就直接留在仓库里等着哪天去化纸浆。出版社每年都有很多不会上市的书,杨院长的这本就属于这类。周姐给我的要求就是:看有没有错别字和知识性的错误,文笔润色的活儿不操心。

既然领导发话,再翻起书稿,我也就不那么认真了。可是,问题还是不断地往我眼里蹦,甚至出现了一些连本科生都不会犯的常识性错误。我每更正一处,就在相应的位置贴一张便签,等全部看完一遍,书稿上满是红红绿绿的便签,十分刺眼。

我按时交了稿,周姐夸我办事认真,是个干编辑的料。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心里还有些憋闷,建议周姐再找个专业人士看一遍:“我学术水平有限,书里错误太多,难免有疏漏。”

原来,上周主编找了一个专家给杨院长的书做“外审”,没两天,书稿就被打了回来,专家反馈就两个字:“抄袭。”——事情就是这么巧,李鬼撞见了李逵,外审专家在审稿时发现其中一章书稿完全是照抄了自己的论文。还好主编跟这个专家的交情深,对方只是退稿,没有深究。

听周姐这么一说,我吓了一跳——在学术圈,这算是相当严重的指控。读研期间,导师老高一直叮嘱我们:“不要抄袭,不要抄袭,这是大忌。”所以,在我的思维中,学术上的“抄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这不仅关乎一个人的学术品格,更关乎人格。这位杨院长身为一个大学教授、博导,拿来出版的书都敢明目张胆地抄,未免也太“横”了。

在出版业,“抄袭”同样也是大忌。如果一本书被发现抄袭,责编和出版社都得受处分——当时,正逢主编“向上活动”、周姐评副编审的关键时期,工作办事自然愈发谨慎了。

这句话把主编惹毛了。那天,他对周姐吼道:“不惜代价给他‘查重’,把证据锤死!”

我问过周姐,为什么出版社不能像期刊那样在收稿的时候就查重?周姐说,现在一个靠谱点的查重软件收费都要万字20多元,期刊上的一篇论文也就万把字,可一本书动辄二三十万字,如果每本书都查,这成本出版社承受不起。

我找了一个常用的查重软件,开始查杨院长的书稿。一般来说,超过15%的重复率就可以被判定为抄袭,当我看到显示结果时,震惊了——80%!我用的还不算是最严格的查重软件啊!

我赶紧正了身子,仔细查看报告:这本书的上半部分都是用杨院长本人发表过的文章拼凑而成的,讨巧,算不上抄袭。重灾区是下半部分——不知道是他本身还是他的学生,连洗稿时常见的“同义转述”都懒得做,直接大段大段地复制粘贴,甚至还有不少段落是抄百度百科和网络博客。

我赶紧来到主编办公室,里面弥漫着一股烟味,主编一边使劲给自己扇风,一边修改杨院长的稿子,嘴里还“烂人”、“垃圾”地骂个不停。当看到我递过去的查重报告,主编气得把稿子往地上一推,喊道:“把这个给小周,让她给姓王的,看他们怎么解释!”

当我把事情办妥,再次回到主编办公室的时候,主编已经跟杨院长通上电话了。从电话免提漏出的声音里,我听见杨院长的语气很平静:“书嘛,多少都有重复的地方,毕竟历史上就那么点事。报告我看了,前面都是我自己的文章,不是抄袭。后面多了点,但放在全文里,也没得多少嘛……”最后,杨院长还讽刺道:“这书深奥了些,你们没看懂,正常。”

主编的脸憋得通红,嘴里的话也不如之前客气。他说,这件事已经涉及到出版社的声誉,“就算是印出来也要全部销毁,我们也是要求质量的,这种大规模抄袭的书我们绝对不印。”

见二人争论得那么凶,我识趣地退了出来。

一个下午,主编都在打电话,嗓门大到连走廊上都能听到,还不时蹦出脏话来。下班的时候,我看到主编瘫靠在椅子上,仰着的脸上盖着一本书,不知睡着了没有。

接下来两天,周姐就像一个收集证据的警察,不停地给杨院长的书拍照、做记录,可对方对抄袭的事并不是很在乎。

这一年,虽然时有高校论文抄袭的丑闻爆出,但并没有形成两年后的那种高压势态。抄袭被发现,最多不过是图书下架、口头警告,甚至许多高校一通调查之后,就不了了之。因此,杨院长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书能否按时出版。如果拖到12月,他的项目就要结项、拿出成果,现在开始修改书稿肯定来不及,所以他坚持不肯让步,甚至还劝我们放心大胆地印:“印出的书我们全买了,不让流出去就没事了。”

但主编坚决不同意,他还是那句话:“可以容忍写得烂,但绝不让一本抄袭的书从我手中流出去。”

没想到,两周过后,杨院长的态度居然来了个大转弯,主动要求“撤稿修改”。

我通过圈子里的人打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说是不久前杨院长的一个学生在毕业论文抽检中被判定为不合格,一些看不惯杨院长的人就拿这事做文章,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杨院长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事情压下去,如果此时再曝出他的书有抄袭丑闻,造成什么后果就难说了。

周一,两个陌生人行色匆匆地来到我们文史编辑室。中年模样的梳着一个大背头,戴茶色墨镜,穿了一身阿迪达斯休闲装,步履矫健;年轻的那个身材矮小,穿衬衫西裤,背着一个高高隆起的双肩包,脖子周围已经被汗水浸透了。他们进来之后,径直走进了主编的办公室。

周姐给我发微信:“这就是杨院长跟王秘书。”

然后,我就听见主编办公室里先是传来激烈的争论声,后是大笑。不一会儿,周姐把我喊进去,主编指着我说:“这是路编辑,别看是个新人,要不是他提醒,就真出大事了。”

杨院长立刻起身,过来握住我的手:“感谢,感谢。”当他得知我是X大毕业的,就问:“高老师你认识吗?”

“哎呀!名师果然出高徒啊,难怪眼睛那么毒。论起来,咱们俩还是师兄弟呢!”

我从没听老高说过他还有这么个学生,但现场只能佯装客套。

杨院长只字不提抄袭的事,只说“自认此书还有很多不足,为避免麻烦,还是主动撤回修改”。谈话间,周姐不小心说了“抄袭”二字,王秘书立刻纠正她:“是重复。”

杨院长担心,修改书稿会耽误他12月的“结项会”,主编则一脸轻松:“这个简单,到时我们先给你几本样书,应付结项没问题。”

我知道,这种会议大都是走走过场,以杨院长的身份,发下去的书也未必会有人认真看。若真有人找茬,也不会拿着一本样书去说事。不过,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非到特殊时期,我们绝对不用。现在杨院长愿意修改,主编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杨院长连连说好,主编又补充:“正式成书也不能拖太久,不然我们这边程序也不好交差,所以需要你们也配合好哈!”说完,主编提出要求:修改稿必须提供查重报告,重复率不能超过10%。

“当然,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接着,主编办公室里又充满了笑声。

老高说,杨院长年轻时,也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文章,算是青年俊杰,30多岁就评上了教授。后来,他去搞行政,就再也没拿出什么好东西。教授做行政不算稀奇,但杨院长对仕途、荣誉似乎格外渴望。一次,老高担任一个奖项的评委,杨院长是候选人。评奖前,杨院长跟老高套近乎,七拐八拐地认老高当“师叔”。评选结果出来,杨院长拿了二等奖,晚上聚餐,杨院长只跟评委主席喝酒,直接把老高这个“师叔”晾在一边。

最后,老高提醒我:“这个人不可深交。”

一般,老牌出版社接到一本书要经过“三审三校”,即经过三级领导审核选题才能通过,书稿得经过“责编初校—外校—社里终校”3次校对才能印刷。这其中,还包含排版、封装设计、改红等各种环节。

杨院长的书“重走流程”是件丢人的事,不能被别的编辑室知道。于是,主编安排我负责初校、周姐二校、他自己三校。怕再出岔子,还找了个教授当外审专家。

8月的一天下午,周姐打来电话,让我跑腿去一个政府机关拿些参考资料。我赶到地方,看到一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等在那里,一问才知道,他是杨院长带的博士赵炎。

赵炎见了我,直接扔给我两大袋文件,表情很不爽:“上周好心好意去看老杨,居然把我当苦力使唤。毕业了也不得清净,哪有这样的老师!”

赵炎2016年毕业后做了公职人员,他的牢骚话我不知道咋接。他看出我的尴尬,就请我喝了杯咖啡,顺带介绍杨院长这本书背后的一些情况——果不其然,书稿的后半部分,就是一批学生完成的。

赵炎说:“当时老杨给我们布置任务,每人各写一章,只说是课程作业,没说要放到书里面去——这种‘作业’,谁会用心写啊?抄来抄去,很正常。”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们这是要放到书里面去的?”我问。

“如果说了这是在做项目,按规矩他要付给我们津贴的,他当然是想省下这笔钱了。”

“看个毛线,他管着学院,手里还有一堆项目,自己能凑出一半(书稿)就不错了。”

看来,杨院长本来想省点小钱,结果差点捅了大篓子。赵炎说,被我们查出抄袭后,杨院长把学生们臭骂了一顿,然后又给学生们下了死命令:这次书稿修改,他们必须好好写,认真改。

“我都毕业了,还得听他安排,要不是看他帮我找工作出过力的份上,我才懒得改呢。可怜我那些没毕业的师弟师妹喽,还得受他摆布。”

赵炎说,他读博的时候,杨院长对他们不管不问,一学期都见不到人影,只有学生请他吃饭的时候才会露面。从入学到毕业,杨院长不是安排他们干这就是忙那,给学生的一点津贴还不如学生自己倒贴的多。可成果结项时,他连致谢都懒得提学生一下。此外,每学期学生们还要想办法给他凑发票,报销的钱也要如数上交……其实赵炎讲的这些烂事,我在读研期间也见过。

告别赵炎后,我建了一个微信群,把杨院长书中每章的“作者”都拉了进去,这样方便发布信息,及时跟进修改进度。

转眼到了年底,我们如期把样书交给杨院长,他喜笑颜开。不久后,我看到他们学院的官网上特意发了整版的结项会的新闻。王秘书跟几个“作者”在朋友圈里疯狂转发这篇报道,还对这本未正式出版的“著作”大加赞扬。

春节过后,学生们写的稿子已经交得差不多了,查重也降到了10%以下——他们的修改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抄袭的部分用自己的语言再讲一遍,由于用词过于刻意,读起来并不顺畅,但周姐说:“就这样吧,至少他们讲了人话。”

2018年4月,返回来的稿子我都审阅完毕,以为工作已经结束,没想到周姐突然告诉我,书稿的上半部分还要我多催着点。

“上半部分?那个没啥大问题啊,都是杨院长自己抄自己的,不算抄袭啊。”

周姐让我问赵炎,上半部分由谁来负责。赵炎说:“我一个师兄,姓张,一个读了快7年的博士。”

博士延期是常态,但读了7年的还是不多见的。赵炎说,这个张博士水平不差,有很高的学术追求,非要写出能够震惊学术圈的毕业论文才行。他提醒我:“这个人比较孤傲,不爱搭理人,干活也很磨叽,你得多催着点。”

我联系张博士,他的话果然不多,但是我能感受到一种不耐烦:“不用你多交待,我会尽快给你。”

一等就是两个月,期间我也催过几次,每次他都会说尽快,后来工作一忙,我也懒得管了。

到了6月,周姐问我,上半部分的稿子怎么还不给她。

“什么!还没交?后半部分的三校都快结束了。”我只能摊手,表示张博士一直消极怠工,我也无能为力。“要不你跟王秘书讲一讲,他们自己人好说话。”

下午,我看到王秘书在微信大群里发消息,叮嘱大家“好好配合,按时交稿”。每个人都回复“收到”,只有张博士毫无动静。最后,王秘书特意@张博士:“看到请回复。”

想不到,这个举动惹毛了张博士,他先在群里说:“姓王的,你点啥点啊?这事还用你交代!你嫌弃我干活慢,有本事你自己改啊。老子现在忙着毕业,找工作,没工夫改。”

张博士的话越说越多,越说越过火,我兴奋地看着,只见杨院长突然出现了,他发了句:“这是工作交流群,不要乱发信息。”

接着,群里就风平浪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我建的小群里却像开了锅,“作者”们纷纷都夸张博士好样的,替大家出了一口恶气:

“这个王秘书就是狐假虎威,对杨院长点头哈腰的,对咱们的那个架子哟,比院长还院长。”

“我找他报个发票,你看他那个脸,冷得快掉到地上了。一听杨院长喊他,立马笑开了花,飞一样地跑进办公室。”

“每次都是欺上瞒下,把功劳都往自己身上揽,出了问题都往我们身上推。”

看来,学生们讨厌王秘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我听赵炎讲过,其实王秘书也不容易——杨院长对下属脾气很差,一年之内骂走了两个秘书,王秘书本来是被硬推上去“顶雷”的,没想到他一干就是3年,每天挨骂成了学院的一景。

周姐说,在当下这种高校行政机制中,王秘书也有存在的必要性,“有些事也由不得他”。

我感觉周姐话里有话,表面在说王秘书,其实像是说自己——她是主编从其他出版社“撬”过来的,齐耳短发,一年四季都是一身运动装,走路带风,特别会来事儿,跟社里每个部门都混得很熟,是领导与员工之间的润滑剂。但她干得是否开心,谁也不知道。

我明白了——这种事在高校里也不少见,一些导师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让优秀的博士生延迟毕业,为自己“打工”。为了顺利毕业,学生只能忍着,踏上了读博的这条船,想下船上岸,只能任凭导师这个“艄公”的摆布。

我只能感叹:“张博士真可怜,他今天肯定要挨批了。”

赵炎说,这可不一定,张博士平时不怎么讲话,可心里精明着呢。他只骂了王秘书,却没提杨院长一句。“真没好处他能干读7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他这一闹腾,指不定老杨给他什么好处呢!”

我实在想不出来得是有多大的好处才会让一个博士生容忍杨院长7年,便问赵炎,当初杨院长是否也这么对他的。他回复道:“哈哈,那没有,我水平太菜,交给我几次任务,我都干不好,后来只让我干小活,看我没什么价值,早早地就让我毕业了。”

其实认识快一年了,我发现赵炎的学术水平不弱,若完全展示出真正的实力,或许他跟张博士一样还得在学校里啃书本。他俩一个故意“放水”准时毕业,但糊弄了自己;一个是认真搞学术,却被拖延至今耽误了青春,谁的选择是对的,我说不上来——要说谁错了,我想只能是掌握他们命运的那个人吧。

一个月后,张博士终于把书稿的上半部分交给我,不得不承认,经过他的修改,不仅文章内容丰富了许多,一些见解也更为深刻,让外审教授连连叫好。

我们加急工作,11月,书全部印出,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麻烦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地结束。杨院长的书完成后,编辑室要给社里提供成本清单,我们被卡在第一次的“查重费”上。

我们出版社对这种“零利润书”有固定的指标,规定这种带资助的书,前期的制书成本不能超过资助费的75%,一旦超过就是亏损。

杨院长的书有50万字,正常要收他学校8万元的“资助费”,但我们只收了6万元。书重走流程,排版费、校对费花了两遍钱,尽管我们拼命压缩,可林林总总,成本还是用去了4万5,恰好卡在“红线”上——如果加上“查重费”,铁定超标。

当时,文史编辑室的“零利润书”的指标已经用完,再多一本“亏损书”,不仅会影响全室编辑的绩效,还会对正在评选“优秀中层干部”的主编造成不良影响。我们想让杨院长出“查重费”——毕竟是他给的稿子有问题——可王秘书不愿意,理由很充分:“签合同里没有‘查重’这一项费用,又是你们自己主动查的,费用当然你们出。”

周姐给我算过一笔账:杨院长的这本书的项目经费,加上各种配套资金,一共是15万元,扣掉出版资助费与杂七杂八的花销,最后他自己剩下四五万不成问题。

“当初干嘛不多收点‘资助费’?”我问。

周姐也很无奈:“还不是为了以后好‘继续合作’——杨院长现在才50岁冒头,以后高升的可能性非常大,跟他维护好了关系,以后再从他手里拿项目不就容易多了。”

以前,我们出版社是事业单位,政府拨款,不愁吃喝。现在改制变成了企业,挣钱成了首要任务。出版行业僧多粥少,利润微薄,民营出版公司又加入其中,竞争更激烈。当下不仅是各个出版社之间在竞争,甚至出版社内部的各个编辑室也在竞争。为了创造利润,大家不遗余力,想尽办法去拉选题。

磨了好久,王秘书的态度依然坚决,周姐失去了耐心,说干脆由她私人掏这笔钱算了。想不到3天后,主编找到我,一脸的奸笑,说:“你去把‘查重’的发票给杨院长寄过去。”

原来,为了讨到这笔“查重费”,主编耍了一点手段——他告诉杨院长,说自己联系了周老,想让周老帮忙为杨院长的书写一个推荐词。周老是圈子里的老前辈,一言九鼎的人物,为人出了名的耿直,经常在朋友圈里点名道姓“挂”一些“学术垃圾”。杨院长对自己“著作”的质量心里有数,真要给周老看完被“挂”了,那丢人丢大了。

周姐点出了最关键的一点:“现在杨院长正四处活动想再升一步呢,周老的许多学生都在担任要职,他可不敢冒这个险。”

于是,杨院长赶忙阻止了我们主编,说“什么都好商量”。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查重费”以杨院长的“稿费”相抵扣,然后我们再额外送杨院长10本书,算作补偿。

2019年春节过后,我听说,杨院长已经由“院长”变为“校长”,去另一个高校上任了;王秘书留在原来的学校,升任办公室副主任;张博士终于毕业,去了杨院长新履职的学校任教。

主编据说会在社里再调动一下,周姐拿下了副编审,随时准备接位。更有意思的是,社里觉得杨院长的这本书还不错,拿到市场上去公开销售,数据十分惨淡。

我连忙解释:“我就是个助理,只是帮忙看了看专业问题。”

“哦,今天见到杨校长了,跟我夸你呢,说我培养了一个好学生,认真负责,学术水平高呢。”

我不知道老高发微信时的表情,很难判断导师这是在夸我还是在讽刺我。我说要送一本杨校长的书给他,他当即推辞:“别麻烦了,不用看我就知道写得不咋地。”

我打开豆瓣,找到了这本书,发现底下只有一条评论,夸赞的话极尽谄媚之词。评论者的头像跟名字,让我觉得十分眼熟,打开微信上之前的工作群,果然找到了一个同款的“作者”头像跟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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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特朗普支持者在社交媒体抹黑中国被揭老底

 

美国“政治”新闻网2日报道称,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匿名者Q”组织(QAnon),在社交媒体上散布了所谓“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生化武器”这一谣言。

澳大利亚问题研究所的一个技术研究中心通过分析今年3月底至4月初之间的260多万条社交媒体贴文后发现,有28个自称与特朗普、保守派政客或“匿名者Q” 组织相关的社交媒体账户群,在此期间持续散播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谣言。

报道称,自1月初以来,社交媒体上就有传言称,某些国家制造了新冠病毒。但该传言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和多个事实核查组织证实是错误的。美国情报和卫生官员也同样否认了新冠病毒是人造的说法。

然而,特朗普和蓬佩奥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多次声称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武汉的一个研究实验室。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截至3月底,声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生物武器”的阴谋论在社交媒体上被分享了近900次,此后又被转发了1.85万次,总共获得了500万次的阅读量。

研究人员无法确定这些用户群的幕后黑手。但他们表示,这些用户群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新冠病毒相关谣言的能力,可能加速了谣言在网络上的传播速度。

参与研究的莫西·格雷厄姆表示:“最重要的问题是,散布这些谣言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些谣言有可能被主流媒体和名人转发后放大。”

研究人员还发现,许多转发该谣言的用户都是被远程控制的“机器人”帐号。而几乎所有的用户群都与特朗普、共和党或“匿名者Q”组织有关。今年1月,这些群组采取协调行动,目的是散播“中国制造了新冠病毒”的谣言。

澳大利亚问题研究所主任罗德·坎贝尔说:“名人和政客可能成为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超级传播者。这揭示了阴谋论是如何迅速从默默无闻到在白宫广泛传播。”

华春莹:中方无意参加所谓“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

 

 

据外交部网站6月9日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当日例行记者会。会上俄新社记者提问称:美国总统军控事务特使称,美俄已同意本月重启核军控谈判,同时也邀请了中国参与,不知中方会否带着诚意出现和谈判。请问中方是否已收到正式邀请?如果收到是否会参加有关谈判?

 

华春莹:关于这个问题,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中方无意参加所谓的“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这一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中方注意到,在美俄《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延期问题上,美方一再拿中国说事,这是美国向其他国家推卸责任的一贯伎俩。近两年美国不断毁约退群,先后退出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导条约》,撤销签署《武器贸易条约》,最近又宣布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并在讨论恢复核试验问题。听到这样一个国家的官员谈论“有诚意的谈判”,给人一种非常荒谬和不真实的感觉。

 

房企融资冰火两重天 利率最低2.2%最高达22%

 

2020年流动性的宽松带来债券市场的火爆,房企的债券利率也纷纷下调。6月1日,万科拟将30亿元“17万科01”的票面利率由4.5%调降至1.9%。

在万科之前,阳光城(6.840,-0.07,-1.01%)、华夏幸福(22.500,-0.26,-1.14%)等房企的债券利率已经进行了调降,其中“18华夏01”利率由6.8%降至5%,无人回售。

当前融资环境宽松,债市开闸放水也有不少流入了房地产行业。但整体利率普跌之下,房企的融资利率严重分化,昭示着后市的隐忧。

万科这次调降利率如果成功,将成为今年第一个将存量债券利率调降至2%以内的房企。

公告显示,5年期、融资30亿元的“17万科01”发行于2017年7月,今年7月18日面临回售。

实际上,除了万科,华夏幸福、阳光城最近两个月也加入了调降潮。如4月28日,华夏幸福将融资规模24.75亿元的“18华夏01”利率,由6.8%降至5%,5月26日,又拟将24.75亿元的“18华夏03”利率由7.15%降至4.4%。

多家房企调降背后是融资政策宽松、境内融资井喷的大环境。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房企4月单月融资高达971亿,创近年新高。截至5月27日,年内融资合计3076亿,达去年全年的53.03%。去年全年,也只有5800亿。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总监严跃进分析,万科债券利率下调,说明最近企业发债环境在变化。整体上来讲,当前,境内流动性宽松,LPR等一些利率都在下调,对房企债券利率起到了影响,近期不少龙头房企的发债利率已触及历史低点。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也表示:“房企不仅最近债券发行暴涨,定价利率也持续下调。”

值得注意的是,开闸放水,并不是每个房企都受益其中。当前房企融资成本分化严重,优质房企融资成本大幅走低,甚至2字头利率的债券频出。今年境内发行了60亿规模债券的金地,融资成本最低为2.6%;招商蛇口(16.030,0.00%)10亿元超短融利率仅2.2%,华润置地8亿元3年期票据利率仅2.65%;3月发债量最高的世茂房地产融资成本在4%以下。

同时,也有部分企业发行了高息债券。华夏幸福、阳光城最近发行的公司债,利率分别为7.7%、7.3%。

6月1日,年初刚发了一笔2.2亿美元、15%利率的明发集团,又计划发行1.76亿、22%利率的美元债券,更令人惊讶的是,明发承诺若不能按时偿债,这笔债券利率将叠加利率至32%。

此外,当代置业在今年初发行了规模总额3.5亿美元的两笔优先票据,利率在11.8%-11.95%。华南城也发行了规模总额4.25亿美元,利率11.5%-10.875%的优先票据。

在冰火两重天的背景下,像万科这种不缺钱、不愁借钱的优质房企,调降融资利率并不奇怪。万科今年的发债利率较去年有小幅下降。今年,万科新发行债券4只,规模50亿元,票面利率在2.56%-3.45%区间。显然“17万科01”的利率相对居高。

有信息显示,由于一些债券票面利率调整幅度过大,确实出现了投资人部分或全部回售的情况。

针对万科调降的影响,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总监严跃进预测,“如果调降成功,对万科后续一些融资肯定会有点影响的,投资者观察将更加谨慎。”

公开信息显示,万科现存29只境内债券、规模385.5亿元,大部分利率都在4.6%以下,如果后续调降,将明显改善房企的融资成本支出,以及当期的财务费用。反映到财报上,净利润将显著提升。

去年末,万科净利润率为10.57%。今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12.5亿元,同比增长11.49%。同时,现金流更加充裕,万科在手现金1732.7亿元,比去年末增长4.26%,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有息负债总和897.8亿元,下降4.38%。

一位长期持有万科债券的投资者支持调降:“利率能调一点是一点,节省成本才是最重要的。”

甚至另一位投资者认为,调降将成为一种行业大势:“目前资金面非常宽松,大多数房企融资利率都得往下调。”

华泰证券(17.780,-0.11,-0.61%)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优质房企融资环境堪比2015-2016年。据此估算,财务盘面稳健、业绩良好的房企将处于卖方市场,2017年以后发行、今年可回售的高融资成本的债券将处于调降的优势地位。

严跃进表示,万科具有行业的标杆导向性,如果下调成功,对于其他优质房企的相似债券会有影响,存在一种跟风调降的可能性。

但是,这一阶段资金充裕、利率下调的情况会否持续?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4月份由于疫情,海外资本市场的动荡,基本封死了内地房企海外融资的可能性,当月几乎没有境外融资,5月虽然放开了,但预计对于部分房企非常重要的海外融资,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接近归零,少数融资也可能面临高价的可能性。

房企加快发债的背后,更多是未雨绸缪,抓紧当下的融资窗口期,现金为王。因销售压力增大,担忧销售回款无法及时“回血”,以及即将到期的偿债压力。

2020年是融资债券的偿债高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房地产的到期债务约在1.46万亿,其中7月份是到期高峰,达到1490亿。

叠加疫情影响,部分资金链困难、杠杆率较高的房企则面临更大的融资压力。房企融资井喷的大环境下,它们只能继续选择以高额的利息换取投资者的青睐,防止后续出现资金链断裂。

穆迪4月份的报告,将中国房地产板块展望由“稳定”降至“负面”,但大多数受评级的开发商要“强于整体行业”,其认为“大多数高收益开发商可以在未来12个月内解决债券到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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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房产讯,时代龙湖云来位于白云·广州空港经济区·江人三路南,可满足刚需改善。该楼盘位于白云·广州空港经济区·江人三路南,靠近华通广场、万家福购物广场、五号停机坪,白云区中医医院、广州华城医疗门诊部、方石卫生所,距离3号线-人和,不远,绿化率35%,容积率1.92,一房一价。免费约车看房就找小易4008-163-163-8

紧张后的放松:房企融资井喷 加紧“回血”补地

 

伴随着夏天的来临,房企融资也持续升温。5月境内融资井喷,沉寂了50天的海外融资也破冰了,碧桂园等四家房企率先境外发债。

5月20日,碧桂园发行5.44亿美元优先票据,票面利率仅5.40%。转头,碧桂园就在盐城、南通、盐田拿下三宗商住用地,溢价率51.93%-125%不等。

5月底,大部分开发商已经从疫情下的紧张中走出,打折取消、发力拿地,宽松的融资给了他们强力支持。

谁也没有想到,刚刚过去的5月竟成了这两年高价地频出的一个月,总价超50亿元的地块成交9宗,占今年诞生的50亿地块的43%。从城市看,深圳、广州、北京、厦门等城市拿地热度居高不下。

克而瑞中心预测,考虑到当前信贷政策相对宽松,优质地块供应也在持续之中,当前地市热度短期内仍将延续。

疫情期间,为给企业提供支持,各国流动性大幅宽松,房地产也因此受益,房企融资窗口打开,纷纷抓住机会、发债回血。

时隔三年多,房企再次尝到境内融资的红利。中原地产数据显示,截至5月27日,房企境内发债已高达3076亿元,为去年全年一半以上。其中,4月单月发债猛涨至971亿元,创近年单月新高,进入5月依然在高位运行。整体看,今年房企境内融资环境趋热,同比上涨近25%。

除了融资额增加,票面利率也持续走低,特别是优质规模房企已经进入卖方市场,多次出现2字头利率的债券。

5月,融创发行了33亿元、票面利率5.60%的公司债。金科发行17亿、利率最低5%的公司债。而万科25亿的公司债,利率低至2.56%。恒大、保利、龙湖、旭辉等房企票面利率都出现了下滑。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认为,“境内融资出现井喷,主要是跟近期流动性的大放松有直接关系,而且目前市场上的融资成本也在逐步降低,至少相对于去年来说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尤其是一些头部房企的融资门槛,降得还是比较明显的。”

境内融资面之宽松,一度使得境外债连续50多天无人问津,CRIC监测的95家典型房企4月无任何境外美元债发行,这是自2017年房企海外发债潮以来,首次出现单月清零。

5月6日,TOP50房企时代中国出现在境外债券市场,发行了2亿美元6%利率的境外债,打破了这个纪录。

而后正荣发行2亿美元、8.35%利率的境外债。碧桂园也加入海外发债大军,发行5.44亿美元、票面利率5.4%的境外债,而力高开卖1.5亿美元、利率13%的境外债,都将用于“借新还旧”。

碧桂园、正荣、时代中国的融资成本较年初都有所下降。彭博数据统计,上述四只美元债中,三分之一买家为服务内地和香港富人的私人银行。

中信证券预计,我国房企境外债的发行利率有下行态势:“全球范围来看,随着流动性充裕和实体经济回报率走弱,高收益资产匮乏。中国稳定的房地价,开发企业平稳的经营态势,有限的境外债券供给,都使得境外地产债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发行利率走低。”

宽松的境内外融资环境,帮助开发商度过最艰难的时刻。手有余钱的他们开始把目光放在了土拍市场。

中原地产数据显示,截至5月29日,全国土地市场持续升温,特别是北京、上海、杭州卖地收入过千亿元。全国50个大城市卖地1.6万亿元,同比上涨12%,27城卖地超过200亿元。高价地持续出现,单宗超过20亿元的地块有44宗,溢价成交占比75%,此前溢价成交不足一半。

5月,诞生了今年第3宗“百亿地块”。5月15日,龙光以总价115.97亿元、楼面价8.74万每平方米拿下前海热门地块。深圳时隔五年迎来新单价地王。

4-5月,房企的拿地积极性颇高,一向拿地谨慎的龙湖等也下场开抢。克而瑞数据显示,高热度地块(溢价率超过30%、最高限价、成交总价在10亿元以上三个条件符合其一的土地)的竞得企业中,金地以10幅领先,恒大竞得9幅。万科、新城、旭辉、建发、中海、中南、首开、龙湖、融创等均不小于5幅。

从房企拿地面积来看,恒大以拿地1333.4万平方米夺冠,领先第二名的碧桂园800多万平方米。此外,绿地、新城、龙湖、保利均拿地超过200万平方米。

“疫情对房企的资金链影响虽然大,但国内融资难度降低,部分企业拿地积极性再次出现了提高。”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说道。

在张大伟看来,房企拿地热,除了有融资面宽松的因素,还因为房企预期楼市将快速企稳,为追求市场规模,所以他们提前布局。同时,地方政府慷慨放出优质地块也是原因之一。

女子反悔不同意儿子改姓 结果要赔前夫10万

 

周俊(化名)和丁小圆(化名)原本也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

2016年5月,两人共同生育了一个男孩,孩子随母姓丁。虽然喜得麟儿,但对孩子随母姓这事,周俊一直心有不满。

2018年,周俊向法院起诉离婚,后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了一份这样的协议:孩子归男方,周俊放弃丁小圆承担儿子抚养费的要求,但丁小圆要配合办理儿子改为周姓的手续,如不配合,丁小圆要支付周俊十万元违约金。

2019年,周俊又诉至法院,称丁小圆不配合办理儿子的改姓手续,要求其支付10万元违约金。

此时的丁小圆答辩称,调解笔录中双方约定的改姓是指原告周俊本人要改姓,而不是改变孩子的姓氏。

法院审理后认为,结合调解笔录的上下文和调解过程中的双方陈述,改姓是针对双方的儿子而不是针对原告周俊本人的,且周俊改姓也不需对方的配合,丁小圆的说法显然是无理的。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丁小圆支付原告周俊违约金10万元。

前不久,知名短视频博主Papi酱也因为“冠姓权”一事,引发热议。

今年3月刚生子的她,在分享育儿日常时,用“小小胡”的昵称来称呼儿子,而此前她一直称呼丈夫为“老胡”。于是“Papi酱让孩子随父姓”引发讨论,有网友认为这是女性不独立的表现。

其实,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这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对子女的姓氏,父母双方享有平等的权利,不管孩子跟谁姓,都是无可厚非的,双方协商一致即可。

至于到底跟谁姓,对孩子来说也许并没那么重要。只是因为成年人的欲望,孩子也成了被争夺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