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系小清新到“爸爸style” 只需要一个雷佳

 

据2019年天猫发布的双十一服装成交量排行显示,优衣库包揽了当年男女时装的Top1销量,妥妥的全民衣橱。

聊到优衣库热卖的原因,老板柳井正曾说“没钱的人买优衣库,有钱的人也会买优衣库。我们提倡‘百搭’,‘百搭’需要品位,品位很好的人会买优衣库,品位一般的人也会买优衣库。”

主打舒适、轻便的设计,出新的速度够快,加上亲民的百元价位,不得不说优衣库在时装市场上确实很有竞争力。

一本“学术垃圾”的诞生

 

2017年7月中旬,经过层层筛选,我入职某家知名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是国内的老牌出版社之一,不仅出过不少经典畅销书,在出版学术著作方面更是颇有名气。

我所在的文史编辑室一共有7个人。主编姓朱,年近不惑,因为长期的伏案工作,背有些驼,见人笑眯眯的,看似和气,眼神却很犀利。我刚进社,他就跟我大谈出版情怀、编辑的责任与荣誉,听得我热血沸腾,立志要做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可到办公室一看,心就凉了半截——编辑们都埋在一堆堆的稿件之中,表情凝重,时不时还传出一两声叹气,氛围很是压抑。

“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编辑不容易,要经过各种锻炼,至少要2年才能独立编书。”主编说。

主编也是出版社里有名的“拼命三郎”,不是在拉选题,就是在拉选题的路上。所以,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都落在了周姐身上。我入职的第3天,《编辑手册》还没看完,周姐就找到我说:“我这有本书,《XX史》,主编说你是学历史的,帮我看一下。”

想不到这么快就接稿子了,我有些激动与忐忑,赶紧问有什么要求。

“你就结合上一稿核对有没有漏改的地方,然后通读一遍,权当熟悉下编辑工作了。”周姐让我一周后把书稿交给她,说作者已经催她好几次了。

出版行业作为年轻人眼中的“夕阳产业”,离职率挺高,这家老牌出版社也概莫能外。之前负责这本书的两个编辑相继离职,书稿实在没人接,才落在学西方文学专业出身的周姐手上。周姐看历史方面的稿子很费劲,所以这次招聘特意选了我这个“科班出身”的。

“这书你感觉写得咋样?”我问。周姐没有直接回答,只说,不论怎么样,反正她已经尽力了。看她一脸愁云,显然是不太满意。

我从周姐那里取回书稿,很厚,一共有700多页,50万字。书稿分为上下两部,讲的是一个行业的发展史。作者姓杨,是一个地方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他冷笑一声,说:“别,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别以为‘教授’就省心了,级别越高的越得小心,里面坑多了去了,狗屁不通、前言不搭后语是常事。”

我笑了笑,觉得同事说得太夸张,可看了没几页书稿,就不得不信了他的话——这本书虽然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就像是把一篇篇的论文硬凑在一起的,跳跃性大,中间没有衔接,是毫无体系跟逻辑感可言的流水账。

我强忍着看到下半部,发现语句突然变得很生涩,像挤牙膏一样往外蹦。每看完一段话,我就要拼命地去理解这个杨院长到底想讲什么——明明全是汉字,连在一起却感觉不认得。

一本书上下部的水平差那么多,显然就不是一个人写的。我把问题反映给周姐,她却毫不意外:“你也是读研过来的,现在老师做的项目,不都是分给自己学生去做?前面应该是杨院长本人写的,差的自然是他的学生写的。”

“可这样的书卖出去不砸咱出版社的招牌吗?”我不解。

“别担心,这书估计连上市的机会都没有。”周姐解释道,“一共就印500本,作者自己买100,他的学校买150,他的学生买100,剩下150本。咱们挣的是他的‘资助费’——这本书‘资助’6万,咱们起码挣一半。”

“出版业越来越不值钱,纯粹的做书越来越难了!”主编后来也对我感慨说,如今,学术圈的氛围趋于浮躁,很多专家学者为了评职称、抢项目,造出大量的“学术垃圾”。科研项目在结项的时候要验收成果,文科类基本就是出一本书。这种学术书的需求量很小,没有出版社愿意白做,因此高校会出一些资助费,少则两万,多则八九万。高校很少会找小出版社或者民营出版公司,只喜欢名牌、老牌出版社,这样既容易通过审计,也有“面子”。我们出版社名气大,也乐意接——毕竟,挣这种资助费要比憋出一本畅销书容易得多。

一般情况下,“教授”们写的书,好的就上市卖,不好的,要么自己全买走,要么就直接留在仓库里等着哪天去化纸浆。出版社每年都有很多不会上市的书,杨院长的这本就属于这类。周姐给我的要求就是:看有没有错别字和知识性的错误,文笔润色的活儿不操心。

既然领导发话,再翻起书稿,我也就不那么认真了。可是,问题还是不断地往我眼里蹦,甚至出现了一些连本科生都不会犯的常识性错误。我每更正一处,就在相应的位置贴一张便签,等全部看完一遍,书稿上满是红红绿绿的便签,十分刺眼。

我按时交了稿,周姐夸我办事认真,是个干编辑的料。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心里还有些憋闷,建议周姐再找个专业人士看一遍:“我学术水平有限,书里错误太多,难免有疏漏。”

原来,上周主编找了一个专家给杨院长的书做“外审”,没两天,书稿就被打了回来,专家反馈就两个字:“抄袭。”——事情就是这么巧,李鬼撞见了李逵,外审专家在审稿时发现其中一章书稿完全是照抄了自己的论文。还好主编跟这个专家的交情深,对方只是退稿,没有深究。

听周姐这么一说,我吓了一跳——在学术圈,这算是相当严重的指控。读研期间,导师老高一直叮嘱我们:“不要抄袭,不要抄袭,这是大忌。”所以,在我的思维中,学术上的“抄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这不仅关乎一个人的学术品格,更关乎人格。这位杨院长身为一个大学教授、博导,拿来出版的书都敢明目张胆地抄,未免也太“横”了。

在出版业,“抄袭”同样也是大忌。如果一本书被发现抄袭,责编和出版社都得受处分——当时,正逢主编“向上活动”、周姐评副编审的关键时期,工作办事自然愈发谨慎了。

这句话把主编惹毛了。那天,他对周姐吼道:“不惜代价给他‘查重’,把证据锤死!”

我问过周姐,为什么出版社不能像期刊那样在收稿的时候就查重?周姐说,现在一个靠谱点的查重软件收费都要万字20多元,期刊上的一篇论文也就万把字,可一本书动辄二三十万字,如果每本书都查,这成本出版社承受不起。

我找了一个常用的查重软件,开始查杨院长的书稿。一般来说,超过15%的重复率就可以被判定为抄袭,当我看到显示结果时,震惊了——80%!我用的还不算是最严格的查重软件啊!

我赶紧正了身子,仔细查看报告:这本书的上半部分都是用杨院长本人发表过的文章拼凑而成的,讨巧,算不上抄袭。重灾区是下半部分——不知道是他本身还是他的学生,连洗稿时常见的“同义转述”都懒得做,直接大段大段地复制粘贴,甚至还有不少段落是抄百度百科和网络博客。

我赶紧来到主编办公室,里面弥漫着一股烟味,主编一边使劲给自己扇风,一边修改杨院长的稿子,嘴里还“烂人”、“垃圾”地骂个不停。当看到我递过去的查重报告,主编气得把稿子往地上一推,喊道:“把这个给小周,让她给姓王的,看他们怎么解释!”

当我把事情办妥,再次回到主编办公室的时候,主编已经跟杨院长通上电话了。从电话免提漏出的声音里,我听见杨院长的语气很平静:“书嘛,多少都有重复的地方,毕竟历史上就那么点事。报告我看了,前面都是我自己的文章,不是抄袭。后面多了点,但放在全文里,也没得多少嘛……”最后,杨院长还讽刺道:“这书深奥了些,你们没看懂,正常。”

主编的脸憋得通红,嘴里的话也不如之前客气。他说,这件事已经涉及到出版社的声誉,“就算是印出来也要全部销毁,我们也是要求质量的,这种大规模抄袭的书我们绝对不印。”

见二人争论得那么凶,我识趣地退了出来。

一个下午,主编都在打电话,嗓门大到连走廊上都能听到,还不时蹦出脏话来。下班的时候,我看到主编瘫靠在椅子上,仰着的脸上盖着一本书,不知睡着了没有。

接下来两天,周姐就像一个收集证据的警察,不停地给杨院长的书拍照、做记录,可对方对抄袭的事并不是很在乎。

这一年,虽然时有高校论文抄袭的丑闻爆出,但并没有形成两年后的那种高压势态。抄袭被发现,最多不过是图书下架、口头警告,甚至许多高校一通调查之后,就不了了之。因此,杨院长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书能否按时出版。如果拖到12月,他的项目就要结项、拿出成果,现在开始修改书稿肯定来不及,所以他坚持不肯让步,甚至还劝我们放心大胆地印:“印出的书我们全买了,不让流出去就没事了。”

但主编坚决不同意,他还是那句话:“可以容忍写得烂,但绝不让一本抄袭的书从我手中流出去。”

没想到,两周过后,杨院长的态度居然来了个大转弯,主动要求“撤稿修改”。

我通过圈子里的人打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说是不久前杨院长的一个学生在毕业论文抽检中被判定为不合格,一些看不惯杨院长的人就拿这事做文章,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杨院长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事情压下去,如果此时再曝出他的书有抄袭丑闻,造成什么后果就难说了。

周一,两个陌生人行色匆匆地来到我们文史编辑室。中年模样的梳着一个大背头,戴茶色墨镜,穿了一身阿迪达斯休闲装,步履矫健;年轻的那个身材矮小,穿衬衫西裤,背着一个高高隆起的双肩包,脖子周围已经被汗水浸透了。他们进来之后,径直走进了主编的办公室。

周姐给我发微信:“这就是杨院长跟王秘书。”

然后,我就听见主编办公室里先是传来激烈的争论声,后是大笑。不一会儿,周姐把我喊进去,主编指着我说:“这是路编辑,别看是个新人,要不是他提醒,就真出大事了。”

杨院长立刻起身,过来握住我的手:“感谢,感谢。”当他得知我是X大毕业的,就问:“高老师你认识吗?”

“哎呀!名师果然出高徒啊,难怪眼睛那么毒。论起来,咱们俩还是师兄弟呢!”

我从没听老高说过他还有这么个学生,但现场只能佯装客套。

杨院长只字不提抄袭的事,只说“自认此书还有很多不足,为避免麻烦,还是主动撤回修改”。谈话间,周姐不小心说了“抄袭”二字,王秘书立刻纠正她:“是重复。”

杨院长担心,修改书稿会耽误他12月的“结项会”,主编则一脸轻松:“这个简单,到时我们先给你几本样书,应付结项没问题。”

我知道,这种会议大都是走走过场,以杨院长的身份,发下去的书也未必会有人认真看。若真有人找茬,也不会拿着一本样书去说事。不过,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非到特殊时期,我们绝对不用。现在杨院长愿意修改,主编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杨院长连连说好,主编又补充:“正式成书也不能拖太久,不然我们这边程序也不好交差,所以需要你们也配合好哈!”说完,主编提出要求:修改稿必须提供查重报告,重复率不能超过10%。

“当然,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接着,主编办公室里又充满了笑声。

老高说,杨院长年轻时,也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文章,算是青年俊杰,30多岁就评上了教授。后来,他去搞行政,就再也没拿出什么好东西。教授做行政不算稀奇,但杨院长对仕途、荣誉似乎格外渴望。一次,老高担任一个奖项的评委,杨院长是候选人。评奖前,杨院长跟老高套近乎,七拐八拐地认老高当“师叔”。评选结果出来,杨院长拿了二等奖,晚上聚餐,杨院长只跟评委主席喝酒,直接把老高这个“师叔”晾在一边。

最后,老高提醒我:“这个人不可深交。”

一般,老牌出版社接到一本书要经过“三审三校”,即经过三级领导审核选题才能通过,书稿得经过“责编初校—外校—社里终校”3次校对才能印刷。这其中,还包含排版、封装设计、改红等各种环节。

杨院长的书“重走流程”是件丢人的事,不能被别的编辑室知道。于是,主编安排我负责初校、周姐二校、他自己三校。怕再出岔子,还找了个教授当外审专家。

8月的一天下午,周姐打来电话,让我跑腿去一个政府机关拿些参考资料。我赶到地方,看到一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等在那里,一问才知道,他是杨院长带的博士赵炎。

赵炎见了我,直接扔给我两大袋文件,表情很不爽:“上周好心好意去看老杨,居然把我当苦力使唤。毕业了也不得清净,哪有这样的老师!”

赵炎2016年毕业后做了公职人员,他的牢骚话我不知道咋接。他看出我的尴尬,就请我喝了杯咖啡,顺带介绍杨院长这本书背后的一些情况——果不其然,书稿的后半部分,就是一批学生完成的。

赵炎说:“当时老杨给我们布置任务,每人各写一章,只说是课程作业,没说要放到书里面去——这种‘作业’,谁会用心写啊?抄来抄去,很正常。”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们这是要放到书里面去的?”我问。

“如果说了这是在做项目,按规矩他要付给我们津贴的,他当然是想省下这笔钱了。”

“看个毛线,他管着学院,手里还有一堆项目,自己能凑出一半(书稿)就不错了。”

看来,杨院长本来想省点小钱,结果差点捅了大篓子。赵炎说,被我们查出抄袭后,杨院长把学生们臭骂了一顿,然后又给学生们下了死命令:这次书稿修改,他们必须好好写,认真改。

“我都毕业了,还得听他安排,要不是看他帮我找工作出过力的份上,我才懒得改呢。可怜我那些没毕业的师弟师妹喽,还得受他摆布。”

赵炎说,他读博的时候,杨院长对他们不管不问,一学期都见不到人影,只有学生请他吃饭的时候才会露面。从入学到毕业,杨院长不是安排他们干这就是忙那,给学生的一点津贴还不如学生自己倒贴的多。可成果结项时,他连致谢都懒得提学生一下。此外,每学期学生们还要想办法给他凑发票,报销的钱也要如数上交……其实赵炎讲的这些烂事,我在读研期间也见过。

告别赵炎后,我建了一个微信群,把杨院长书中每章的“作者”都拉了进去,这样方便发布信息,及时跟进修改进度。

转眼到了年底,我们如期把样书交给杨院长,他喜笑颜开。不久后,我看到他们学院的官网上特意发了整版的结项会的新闻。王秘书跟几个“作者”在朋友圈里疯狂转发这篇报道,还对这本未正式出版的“著作”大加赞扬。

春节过后,学生们写的稿子已经交得差不多了,查重也降到了10%以下——他们的修改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抄袭的部分用自己的语言再讲一遍,由于用词过于刻意,读起来并不顺畅,但周姐说:“就这样吧,至少他们讲了人话。”

2018年4月,返回来的稿子我都审阅完毕,以为工作已经结束,没想到周姐突然告诉我,书稿的上半部分还要我多催着点。

“上半部分?那个没啥大问题啊,都是杨院长自己抄自己的,不算抄袭啊。”

周姐让我问赵炎,上半部分由谁来负责。赵炎说:“我一个师兄,姓张,一个读了快7年的博士。”

博士延期是常态,但读了7年的还是不多见的。赵炎说,这个张博士水平不差,有很高的学术追求,非要写出能够震惊学术圈的毕业论文才行。他提醒我:“这个人比较孤傲,不爱搭理人,干活也很磨叽,你得多催着点。”

我联系张博士,他的话果然不多,但是我能感受到一种不耐烦:“不用你多交待,我会尽快给你。”

一等就是两个月,期间我也催过几次,每次他都会说尽快,后来工作一忙,我也懒得管了。

到了6月,周姐问我,上半部分的稿子怎么还不给她。

“什么!还没交?后半部分的三校都快结束了。”我只能摊手,表示张博士一直消极怠工,我也无能为力。“要不你跟王秘书讲一讲,他们自己人好说话。”

下午,我看到王秘书在微信大群里发消息,叮嘱大家“好好配合,按时交稿”。每个人都回复“收到”,只有张博士毫无动静。最后,王秘书特意@张博士:“看到请回复。”

想不到,这个举动惹毛了张博士,他先在群里说:“姓王的,你点啥点啊?这事还用你交代!你嫌弃我干活慢,有本事你自己改啊。老子现在忙着毕业,找工作,没工夫改。”

张博士的话越说越多,越说越过火,我兴奋地看着,只见杨院长突然出现了,他发了句:“这是工作交流群,不要乱发信息。”

接着,群里就风平浪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我建的小群里却像开了锅,“作者”们纷纷都夸张博士好样的,替大家出了一口恶气:

“这个王秘书就是狐假虎威,对杨院长点头哈腰的,对咱们的那个架子哟,比院长还院长。”

“我找他报个发票,你看他那个脸,冷得快掉到地上了。一听杨院长喊他,立马笑开了花,飞一样地跑进办公室。”

“每次都是欺上瞒下,把功劳都往自己身上揽,出了问题都往我们身上推。”

看来,学生们讨厌王秘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我听赵炎讲过,其实王秘书也不容易——杨院长对下属脾气很差,一年之内骂走了两个秘书,王秘书本来是被硬推上去“顶雷”的,没想到他一干就是3年,每天挨骂成了学院的一景。

周姐说,在当下这种高校行政机制中,王秘书也有存在的必要性,“有些事也由不得他”。

我感觉周姐话里有话,表面在说王秘书,其实像是说自己——她是主编从其他出版社“撬”过来的,齐耳短发,一年四季都是一身运动装,走路带风,特别会来事儿,跟社里每个部门都混得很熟,是领导与员工之间的润滑剂。但她干得是否开心,谁也不知道。

我明白了——这种事在高校里也不少见,一些导师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让优秀的博士生延迟毕业,为自己“打工”。为了顺利毕业,学生只能忍着,踏上了读博的这条船,想下船上岸,只能任凭导师这个“艄公”的摆布。

我只能感叹:“张博士真可怜,他今天肯定要挨批了。”

赵炎说,这可不一定,张博士平时不怎么讲话,可心里精明着呢。他只骂了王秘书,却没提杨院长一句。“真没好处他能干读7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他这一闹腾,指不定老杨给他什么好处呢!”

我实在想不出来得是有多大的好处才会让一个博士生容忍杨院长7年,便问赵炎,当初杨院长是否也这么对他的。他回复道:“哈哈,那没有,我水平太菜,交给我几次任务,我都干不好,后来只让我干小活,看我没什么价值,早早地就让我毕业了。”

其实认识快一年了,我发现赵炎的学术水平不弱,若完全展示出真正的实力,或许他跟张博士一样还得在学校里啃书本。他俩一个故意“放水”准时毕业,但糊弄了自己;一个是认真搞学术,却被拖延至今耽误了青春,谁的选择是对的,我说不上来——要说谁错了,我想只能是掌握他们命运的那个人吧。

一个月后,张博士终于把书稿的上半部分交给我,不得不承认,经过他的修改,不仅文章内容丰富了许多,一些见解也更为深刻,让外审教授连连叫好。

我们加急工作,11月,书全部印出,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麻烦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地结束。杨院长的书完成后,编辑室要给社里提供成本清单,我们被卡在第一次的“查重费”上。

我们出版社对这种“零利润书”有固定的指标,规定这种带资助的书,前期的制书成本不能超过资助费的75%,一旦超过就是亏损。

杨院长的书有50万字,正常要收他学校8万元的“资助费”,但我们只收了6万元。书重走流程,排版费、校对费花了两遍钱,尽管我们拼命压缩,可林林总总,成本还是用去了4万5,恰好卡在“红线”上——如果加上“查重费”,铁定超标。

当时,文史编辑室的“零利润书”的指标已经用完,再多一本“亏损书”,不仅会影响全室编辑的绩效,还会对正在评选“优秀中层干部”的主编造成不良影响。我们想让杨院长出“查重费”——毕竟是他给的稿子有问题——可王秘书不愿意,理由很充分:“签合同里没有‘查重’这一项费用,又是你们自己主动查的,费用当然你们出。”

周姐给我算过一笔账:杨院长的这本书的项目经费,加上各种配套资金,一共是15万元,扣掉出版资助费与杂七杂八的花销,最后他自己剩下四五万不成问题。

“当初干嘛不多收点‘资助费’?”我问。

周姐也很无奈:“还不是为了以后好‘继续合作’——杨院长现在才50岁冒头,以后高升的可能性非常大,跟他维护好了关系,以后再从他手里拿项目不就容易多了。”

以前,我们出版社是事业单位,政府拨款,不愁吃喝。现在改制变成了企业,挣钱成了首要任务。出版行业僧多粥少,利润微薄,民营出版公司又加入其中,竞争更激烈。当下不仅是各个出版社之间在竞争,甚至出版社内部的各个编辑室也在竞争。为了创造利润,大家不遗余力,想尽办法去拉选题。

磨了好久,王秘书的态度依然坚决,周姐失去了耐心,说干脆由她私人掏这笔钱算了。想不到3天后,主编找到我,一脸的奸笑,说:“你去把‘查重’的发票给杨院长寄过去。”

原来,为了讨到这笔“查重费”,主编耍了一点手段——他告诉杨院长,说自己联系了周老,想让周老帮忙为杨院长的书写一个推荐词。周老是圈子里的老前辈,一言九鼎的人物,为人出了名的耿直,经常在朋友圈里点名道姓“挂”一些“学术垃圾”。杨院长对自己“著作”的质量心里有数,真要给周老看完被“挂”了,那丢人丢大了。

周姐点出了最关键的一点:“现在杨院长正四处活动想再升一步呢,周老的许多学生都在担任要职,他可不敢冒这个险。”

于是,杨院长赶忙阻止了我们主编,说“什么都好商量”。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查重费”以杨院长的“稿费”相抵扣,然后我们再额外送杨院长10本书,算作补偿。

2019年春节过后,我听说,杨院长已经由“院长”变为“校长”,去另一个高校上任了;王秘书留在原来的学校,升任办公室副主任;张博士终于毕业,去了杨院长新履职的学校任教。

主编据说会在社里再调动一下,周姐拿下了副编审,随时准备接位。更有意思的是,社里觉得杨院长的这本书还不错,拿到市场上去公开销售,数据十分惨淡。

我连忙解释:“我就是个助理,只是帮忙看了看专业问题。”

“哦,今天见到杨校长了,跟我夸你呢,说我培养了一个好学生,认真负责,学术水平高呢。”

我不知道老高发微信时的表情,很难判断导师这是在夸我还是在讽刺我。我说要送一本杨校长的书给他,他当即推辞:“别麻烦了,不用看我就知道写得不咋地。”

我打开豆瓣,找到了这本书,发现底下只有一条评论,夸赞的话极尽谄媚之词。评论者的头像跟名字,让我觉得十分眼熟,打开微信上之前的工作群,果然找到了一个同款的“作者”头像跟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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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特朗普支持者在社交媒体抹黑中国被揭老底

 

美国“政治”新闻网2日报道称,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匿名者Q”组织(QAnon),在社交媒体上散布了所谓“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生化武器”这一谣言。

澳大利亚问题研究所的一个技术研究中心通过分析今年3月底至4月初之间的260多万条社交媒体贴文后发现,有28个自称与特朗普、保守派政客或“匿名者Q” 组织相关的社交媒体账户群,在此期间持续散播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谣言。

报道称,自1月初以来,社交媒体上就有传言称,某些国家制造了新冠病毒。但该传言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和多个事实核查组织证实是错误的。美国情报和卫生官员也同样否认了新冠病毒是人造的说法。

然而,特朗普和蓬佩奥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多次声称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武汉的一个研究实验室。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截至3月底,声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生物武器”的阴谋论在社交媒体上被分享了近900次,此后又被转发了1.85万次,总共获得了500万次的阅读量。

研究人员无法确定这些用户群的幕后黑手。但他们表示,这些用户群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新冠病毒相关谣言的能力,可能加速了谣言在网络上的传播速度。

参与研究的莫西·格雷厄姆表示:“最重要的问题是,散布这些谣言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些谣言有可能被主流媒体和名人转发后放大。”

研究人员还发现,许多转发该谣言的用户都是被远程控制的“机器人”帐号。而几乎所有的用户群都与特朗普、共和党或“匿名者Q”组织有关。今年1月,这些群组采取协调行动,目的是散播“中国制造了新冠病毒”的谣言。

澳大利亚问题研究所主任罗德·坎贝尔说:“名人和政客可能成为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超级传播者。这揭示了阴谋论是如何迅速从默默无闻到在白宫广泛传播。”

华春莹:中方无意参加所谓“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

 

 

据外交部网站6月9日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当日例行记者会。会上俄新社记者提问称:美国总统军控事务特使称,美俄已同意本月重启核军控谈判,同时也邀请了中国参与,不知中方会否带着诚意出现和谈判。请问中方是否已收到正式邀请?如果收到是否会参加有关谈判?

 

华春莹:关于这个问题,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中方无意参加所谓的“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这一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中方注意到,在美俄《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延期问题上,美方一再拿中国说事,这是美国向其他国家推卸责任的一贯伎俩。近两年美国不断毁约退群,先后退出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导条约》,撤销签署《武器贸易条约》,最近又宣布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并在讨论恢复核试验问题。听到这样一个国家的官员谈论“有诚意的谈判”,给人一种非常荒谬和不真实的感觉。

 

房企融资冰火两重天 利率最低2.2%最高达22%

 

2020年流动性的宽松带来债券市场的火爆,房企的债券利率也纷纷下调。6月1日,万科拟将30亿元“17万科01”的票面利率由4.5%调降至1.9%。

在万科之前,阳光城(6.840,-0.07,-1.01%)、华夏幸福(22.500,-0.26,-1.14%)等房企的债券利率已经进行了调降,其中“18华夏01”利率由6.8%降至5%,无人回售。

当前融资环境宽松,债市开闸放水也有不少流入了房地产行业。但整体利率普跌之下,房企的融资利率严重分化,昭示着后市的隐忧。

万科这次调降利率如果成功,将成为今年第一个将存量债券利率调降至2%以内的房企。

公告显示,5年期、融资30亿元的“17万科01”发行于2017年7月,今年7月18日面临回售。

实际上,除了万科,华夏幸福、阳光城最近两个月也加入了调降潮。如4月28日,华夏幸福将融资规模24.75亿元的“18华夏01”利率,由6.8%降至5%,5月26日,又拟将24.75亿元的“18华夏03”利率由7.15%降至4.4%。

多家房企调降背后是融资政策宽松、境内融资井喷的大环境。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房企4月单月融资高达971亿,创近年新高。截至5月27日,年内融资合计3076亿,达去年全年的53.03%。去年全年,也只有5800亿。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总监严跃进分析,万科债券利率下调,说明最近企业发债环境在变化。整体上来讲,当前,境内流动性宽松,LPR等一些利率都在下调,对房企债券利率起到了影响,近期不少龙头房企的发债利率已触及历史低点。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也表示:“房企不仅最近债券发行暴涨,定价利率也持续下调。”

值得注意的是,开闸放水,并不是每个房企都受益其中。当前房企融资成本分化严重,优质房企融资成本大幅走低,甚至2字头利率的债券频出。今年境内发行了60亿规模债券的金地,融资成本最低为2.6%;招商蛇口(16.030,0.00%)10亿元超短融利率仅2.2%,华润置地8亿元3年期票据利率仅2.65%;3月发债量最高的世茂房地产融资成本在4%以下。

同时,也有部分企业发行了高息债券。华夏幸福、阳光城最近发行的公司债,利率分别为7.7%、7.3%。

6月1日,年初刚发了一笔2.2亿美元、15%利率的明发集团,又计划发行1.76亿、22%利率的美元债券,更令人惊讶的是,明发承诺若不能按时偿债,这笔债券利率将叠加利率至32%。

此外,当代置业在今年初发行了规模总额3.5亿美元的两笔优先票据,利率在11.8%-11.95%。华南城也发行了规模总额4.25亿美元,利率11.5%-10.875%的优先票据。

在冰火两重天的背景下,像万科这种不缺钱、不愁借钱的优质房企,调降融资利率并不奇怪。万科今年的发债利率较去年有小幅下降。今年,万科新发行债券4只,规模50亿元,票面利率在2.56%-3.45%区间。显然“17万科01”的利率相对居高。

有信息显示,由于一些债券票面利率调整幅度过大,确实出现了投资人部分或全部回售的情况。

针对万科调降的影响,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总监严跃进预测,“如果调降成功,对万科后续一些融资肯定会有点影响的,投资者观察将更加谨慎。”

公开信息显示,万科现存29只境内债券、规模385.5亿元,大部分利率都在4.6%以下,如果后续调降,将明显改善房企的融资成本支出,以及当期的财务费用。反映到财报上,净利润将显著提升。

去年末,万科净利润率为10.57%。今年一季度,实现净利润12.5亿元,同比增长11.49%。同时,现金流更加充裕,万科在手现金1732.7亿元,比去年末增长4.26%,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有息负债总和897.8亿元,下降4.38%。

一位长期持有万科债券的投资者支持调降:“利率能调一点是一点,节省成本才是最重要的。”

甚至另一位投资者认为,调降将成为一种行业大势:“目前资金面非常宽松,大多数房企融资利率都得往下调。”

华泰证券(17.780,-0.11,-0.61%)研究报告指出,目前优质房企融资环境堪比2015-2016年。据此估算,财务盘面稳健、业绩良好的房企将处于卖方市场,2017年以后发行、今年可回售的高融资成本的债券将处于调降的优势地位。

严跃进表示,万科具有行业的标杆导向性,如果下调成功,对于其他优质房企的相似债券会有影响,存在一种跟风调降的可能性。

但是,这一阶段资金充裕、利率下调的情况会否持续?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4月份由于疫情,海外资本市场的动荡,基本封死了内地房企海外融资的可能性,当月几乎没有境外融资,5月虽然放开了,但预计对于部分房企非常重要的海外融资,将在未来一段时间接近归零,少数融资也可能面临高价的可能性。

房企加快发债的背后,更多是未雨绸缪,抓紧当下的融资窗口期,现金为王。因销售压力增大,担忧销售回款无法及时“回血”,以及即将到期的偿债压力。

2020年是融资债券的偿债高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房地产的到期债务约在1.46万亿,其中7月份是到期高峰,达到1490亿。

叠加疫情影响,部分资金链困难、杠杆率较高的房企则面临更大的融资压力。房企融资井喷的大环境下,它们只能继续选择以高额的利息换取投资者的青睐,防止后续出现资金链断裂。

穆迪4月份的报告,将中国房地产板块展望由“稳定”降至“负面”,但大多数受评级的开发商要“强于整体行业”,其认为“大多数高收益开发商可以在未来12个月内解决债券到期问题”。

时代龙湖云来 待售中(2020-05-28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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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后的放松:房企融资井喷 加紧“回血”补地

 

伴随着夏天的来临,房企融资也持续升温。5月境内融资井喷,沉寂了50天的海外融资也破冰了,碧桂园等四家房企率先境外发债。

5月20日,碧桂园发行5.44亿美元优先票据,票面利率仅5.40%。转头,碧桂园就在盐城、南通、盐田拿下三宗商住用地,溢价率51.93%-125%不等。

5月底,大部分开发商已经从疫情下的紧张中走出,打折取消、发力拿地,宽松的融资给了他们强力支持。

谁也没有想到,刚刚过去的5月竟成了这两年高价地频出的一个月,总价超50亿元的地块成交9宗,占今年诞生的50亿地块的43%。从城市看,深圳、广州、北京、厦门等城市拿地热度居高不下。

克而瑞中心预测,考虑到当前信贷政策相对宽松,优质地块供应也在持续之中,当前地市热度短期内仍将延续。

疫情期间,为给企业提供支持,各国流动性大幅宽松,房地产也因此受益,房企融资窗口打开,纷纷抓住机会、发债回血。

时隔三年多,房企再次尝到境内融资的红利。中原地产数据显示,截至5月27日,房企境内发债已高达3076亿元,为去年全年一半以上。其中,4月单月发债猛涨至971亿元,创近年单月新高,进入5月依然在高位运行。整体看,今年房企境内融资环境趋热,同比上涨近25%。

除了融资额增加,票面利率也持续走低,特别是优质规模房企已经进入卖方市场,多次出现2字头利率的债券。

5月,融创发行了33亿元、票面利率5.60%的公司债。金科发行17亿、利率最低5%的公司债。而万科25亿的公司债,利率低至2.56%。恒大、保利、龙湖、旭辉等房企票面利率都出现了下滑。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认为,“境内融资出现井喷,主要是跟近期流动性的大放松有直接关系,而且目前市场上的融资成本也在逐步降低,至少相对于去年来说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尤其是一些头部房企的融资门槛,降得还是比较明显的。”

境内融资面之宽松,一度使得境外债连续50多天无人问津,CRIC监测的95家典型房企4月无任何境外美元债发行,这是自2017年房企海外发债潮以来,首次出现单月清零。

5月6日,TOP50房企时代中国出现在境外债券市场,发行了2亿美元6%利率的境外债,打破了这个纪录。

而后正荣发行2亿美元、8.35%利率的境外债。碧桂园也加入海外发债大军,发行5.44亿美元、票面利率5.4%的境外债,而力高开卖1.5亿美元、利率13%的境外债,都将用于“借新还旧”。

碧桂园、正荣、时代中国的融资成本较年初都有所下降。彭博数据统计,上述四只美元债中,三分之一买家为服务内地和香港富人的私人银行。

中信证券预计,我国房企境外债的发行利率有下行态势:“全球范围来看,随着流动性充裕和实体经济回报率走弱,高收益资产匮乏。中国稳定的房地价,开发企业平稳的经营态势,有限的境外债券供给,都使得境外地产债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发行利率走低。”

宽松的境内外融资环境,帮助开发商度过最艰难的时刻。手有余钱的他们开始把目光放在了土拍市场。

中原地产数据显示,截至5月29日,全国土地市场持续升温,特别是北京、上海、杭州卖地收入过千亿元。全国50个大城市卖地1.6万亿元,同比上涨12%,27城卖地超过200亿元。高价地持续出现,单宗超过20亿元的地块有44宗,溢价成交占比75%,此前溢价成交不足一半。

5月,诞生了今年第3宗“百亿地块”。5月15日,龙光以总价115.97亿元、楼面价8.74万每平方米拿下前海热门地块。深圳时隔五年迎来新单价地王。

4-5月,房企的拿地积极性颇高,一向拿地谨慎的龙湖等也下场开抢。克而瑞数据显示,高热度地块(溢价率超过30%、最高限价、成交总价在10亿元以上三个条件符合其一的土地)的竞得企业中,金地以10幅领先,恒大竞得9幅。万科、新城、旭辉、建发、中海、中南、首开、龙湖、融创等均不小于5幅。

从房企拿地面积来看,恒大以拿地1333.4万平方米夺冠,领先第二名的碧桂园800多万平方米。此外,绿地、新城、龙湖、保利均拿地超过200万平方米。

“疫情对房企的资金链影响虽然大,但国内融资难度降低,部分企业拿地积极性再次出现了提高。”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说道。

在张大伟看来,房企拿地热,除了有融资面宽松的因素,还因为房企预期楼市将快速企稳,为追求市场规模,所以他们提前布局。同时,地方政府慷慨放出优质地块也是原因之一。

女子反悔不同意儿子改姓 结果要赔前夫10万

 

周俊(化名)和丁小圆(化名)原本也是一对恩爱的小夫妻。

2016年5月,两人共同生育了一个男孩,孩子随母姓丁。虽然喜得麟儿,但对孩子随母姓这事,周俊一直心有不满。

2018年,周俊向法院起诉离婚,后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了一份这样的协议:孩子归男方,周俊放弃丁小圆承担儿子抚养费的要求,但丁小圆要配合办理儿子改为周姓的手续,如不配合,丁小圆要支付周俊十万元违约金。

2019年,周俊又诉至法院,称丁小圆不配合办理儿子的改姓手续,要求其支付10万元违约金。

此时的丁小圆答辩称,调解笔录中双方约定的改姓是指原告周俊本人要改姓,而不是改变孩子的姓氏。

法院审理后认为,结合调解笔录的上下文和调解过程中的双方陈述,改姓是针对双方的儿子而不是针对原告周俊本人的,且周俊改姓也不需对方的配合,丁小圆的说法显然是无理的。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丁小圆支付原告周俊违约金10万元。

前不久,知名短视频博主Papi酱也因为“冠姓权”一事,引发热议。

今年3月刚生子的她,在分享育儿日常时,用“小小胡”的昵称来称呼儿子,而此前她一直称呼丈夫为“老胡”。于是“Papi酱让孩子随父姓”引发讨论,有网友认为这是女性不独立的表现。

其实,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子女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这也就是说,在法律层面,对子女的姓氏,父母双方享有平等的权利,不管孩子跟谁姓,都是无可厚非的,双方协商一致即可。

至于到底跟谁姓,对孩子来说也许并没那么重要。只是因为成年人的欲望,孩子也成了被争夺的资源。

长岭居将打造一流智能生态社区 高端置业需求增长

 

根据《广州开发区、黄埔区产业发展“十三五”专项规划》(2016-2020年),长岭居被定位为居住服务片区;长岭居园区生态居住服务业集群产业定位是“高端生活居住区+创新服务产业区”。广州市黄埔区长岭居地块区将建人才公寓,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为一流的智能生态居住社区。

规划将长岭居园区打造成为广州开发区乃至广州的创新后台服务中心,重点承载高端人才、海归人员、各类企业家精英,实现高端居住、研发总部、国际教育、生态涵养、疗养度假等综合功能,未来总规划人口达20万,同时,大力推进高端地产和养老特色地产的开发建设。

随着对于高端人才吸引力的与日俱增,长岭居高端置业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而其中最受关注的要数去年底入市的长岭居TOD国际社区——「龙湖·揽境」。

作为长岭居TOD国际社区,「龙湖·揽境」位于有轨电车1号线岭福站上盖,实现出门接轨,出站回家的便捷生活。更独创“有轨电车站-商业裙楼-社区花园-住宅”的垂直城市生活模式,在社区中即可满足衣、食、住、行的全方位生活需求。与此同时,「龙湖·揽境」将打造约20000㎡的巨幕中央公园,包括360°全景观游泳池、定制级儿童游乐场、全龄架空层活动空间以及多功能中央景观会客厅,与外部的三山环抱形成内外呼应,将“花园城市”的居住体验带到生态大境长岭居。

在产品方面,项目已于5月16日加推全南向限量楼王单位,99-122㎡三至四房户型,拥有超高实用率。两梯四户尊貴出行,在私密与温情之间,找到那个刚刚好的平衡;带入户花园,让自然,离自己近点,离生活近点;拥有全盘最佳瞰园角度,巨幕园林一览无余全飘窗设计,相当于每家都有一个私属观景台,俯瞰中央园林,拥揽山色美景。

据悉,龙湖·揽境线上售楼中心已开启,置业者可登录“龙湖U享家小程序”或拨打vip020-22308888热线 了解项目详细情况。

台媒曝赖弘国与阿娇系无性婚姻 男方友人透露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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