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学术垃圾”的诞生

 

2017年7月中旬,经过层层筛选,我入职某家知名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是国内的老牌出版社之一,不仅出过不少经典畅销书,在出版学术著作方面更是颇有名气。

我所在的文史编辑室一共有7个人。主编姓朱,年近不惑,因为长期的伏案工作,背有些驼,见人笑眯眯的,看似和气,眼神却很犀利。我刚进社,他就跟我大谈出版情怀、编辑的责任与荣誉,听得我热血沸腾,立志要做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可到办公室一看,心就凉了半截——编辑们都埋在一堆堆的稿件之中,表情凝重,时不时还传出一两声叹气,氛围很是压抑。

“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编辑不容易,要经过各种锻炼,至少要2年才能独立编书。”主编说。

主编也是出版社里有名的“拼命三郎”,不是在拉选题,就是在拉选题的路上。所以,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都落在了周姐身上。我入职的第3天,《编辑手册》还没看完,周姐就找到我说:“我这有本书,《XX史》,主编说你是学历史的,帮我看一下。”

想不到这么快就接稿子了,我有些激动与忐忑,赶紧问有什么要求。

“你就结合上一稿核对有没有漏改的地方,然后通读一遍,权当熟悉下编辑工作了。”周姐让我一周后把书稿交给她,说作者已经催她好几次了。

出版行业作为年轻人眼中的“夕阳产业”,离职率挺高,这家老牌出版社也概莫能外。之前负责这本书的两个编辑相继离职,书稿实在没人接,才落在学西方文学专业出身的周姐手上。周姐看历史方面的稿子很费劲,所以这次招聘特意选了我这个“科班出身”的。

“这书你感觉写得咋样?”我问。周姐没有直接回答,只说,不论怎么样,反正她已经尽力了。看她一脸愁云,显然是不太满意。

我从周姐那里取回书稿,很厚,一共有700多页,50万字。书稿分为上下两部,讲的是一个行业的发展史。作者姓杨,是一个地方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他冷笑一声,说:“别,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别以为‘教授’就省心了,级别越高的越得小心,里面坑多了去了,狗屁不通、前言不搭后语是常事。”

我笑了笑,觉得同事说得太夸张,可看了没几页书稿,就不得不信了他的话——这本书虽然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就像是把一篇篇的论文硬凑在一起的,跳跃性大,中间没有衔接,是毫无体系跟逻辑感可言的流水账。

我强忍着看到下半部,发现语句突然变得很生涩,像挤牙膏一样往外蹦。每看完一段话,我就要拼命地去理解这个杨院长到底想讲什么——明明全是汉字,连在一起却感觉不认得。

一本书上下部的水平差那么多,显然就不是一个人写的。我把问题反映给周姐,她却毫不意外:“你也是读研过来的,现在老师做的项目,不都是分给自己学生去做?前面应该是杨院长本人写的,差的自然是他的学生写的。”

“可这样的书卖出去不砸咱出版社的招牌吗?”我不解。

“别担心,这书估计连上市的机会都没有。”周姐解释道,“一共就印500本,作者自己买100,他的学校买150,他的学生买100,剩下150本。咱们挣的是他的‘资助费’——这本书‘资助’6万,咱们起码挣一半。”

“出版业越来越不值钱,纯粹的做书越来越难了!”主编后来也对我感慨说,如今,学术圈的氛围趋于浮躁,很多专家学者为了评职称、抢项目,造出大量的“学术垃圾”。科研项目在结项的时候要验收成果,文科类基本就是出一本书。这种学术书的需求量很小,没有出版社愿意白做,因此高校会出一些资助费,少则两万,多则八九万。高校很少会找小出版社或者民营出版公司,只喜欢名牌、老牌出版社,这样既容易通过审计,也有“面子”。我们出版社名气大,也乐意接——毕竟,挣这种资助费要比憋出一本畅销书容易得多。

一般情况下,“教授”们写的书,好的就上市卖,不好的,要么自己全买走,要么就直接留在仓库里等着哪天去化纸浆。出版社每年都有很多不会上市的书,杨院长的这本就属于这类。周姐给我的要求就是:看有没有错别字和知识性的错误,文笔润色的活儿不操心。

既然领导发话,再翻起书稿,我也就不那么认真了。可是,问题还是不断地往我眼里蹦,甚至出现了一些连本科生都不会犯的常识性错误。我每更正一处,就在相应的位置贴一张便签,等全部看完一遍,书稿上满是红红绿绿的便签,十分刺眼。

我按时交了稿,周姐夸我办事认真,是个干编辑的料。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心里还有些憋闷,建议周姐再找个专业人士看一遍:“我学术水平有限,书里错误太多,难免有疏漏。”

原来,上周主编找了一个专家给杨院长的书做“外审”,没两天,书稿就被打了回来,专家反馈就两个字:“抄袭。”——事情就是这么巧,李鬼撞见了李逵,外审专家在审稿时发现其中一章书稿完全是照抄了自己的论文。还好主编跟这个专家的交情深,对方只是退稿,没有深究。

听周姐这么一说,我吓了一跳——在学术圈,这算是相当严重的指控。读研期间,导师老高一直叮嘱我们:“不要抄袭,不要抄袭,这是大忌。”所以,在我的思维中,学术上的“抄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这不仅关乎一个人的学术品格,更关乎人格。这位杨院长身为一个大学教授、博导,拿来出版的书都敢明目张胆地抄,未免也太“横”了。

在出版业,“抄袭”同样也是大忌。如果一本书被发现抄袭,责编和出版社都得受处分——当时,正逢主编“向上活动”、周姐评副编审的关键时期,工作办事自然愈发谨慎了。

这句话把主编惹毛了。那天,他对周姐吼道:“不惜代价给他‘查重’,把证据锤死!”

我问过周姐,为什么出版社不能像期刊那样在收稿的时候就查重?周姐说,现在一个靠谱点的查重软件收费都要万字20多元,期刊上的一篇论文也就万把字,可一本书动辄二三十万字,如果每本书都查,这成本出版社承受不起。

我找了一个常用的查重软件,开始查杨院长的书稿。一般来说,超过15%的重复率就可以被判定为抄袭,当我看到显示结果时,震惊了——80%!我用的还不算是最严格的查重软件啊!

我赶紧正了身子,仔细查看报告:这本书的上半部分都是用杨院长本人发表过的文章拼凑而成的,讨巧,算不上抄袭。重灾区是下半部分——不知道是他本身还是他的学生,连洗稿时常见的“同义转述”都懒得做,直接大段大段地复制粘贴,甚至还有不少段落是抄百度百科和网络博客。

我赶紧来到主编办公室,里面弥漫着一股烟味,主编一边使劲给自己扇风,一边修改杨院长的稿子,嘴里还“烂人”、“垃圾”地骂个不停。当看到我递过去的查重报告,主编气得把稿子往地上一推,喊道:“把这个给小周,让她给姓王的,看他们怎么解释!”

当我把事情办妥,再次回到主编办公室的时候,主编已经跟杨院长通上电话了。从电话免提漏出的声音里,我听见杨院长的语气很平静:“书嘛,多少都有重复的地方,毕竟历史上就那么点事。报告我看了,前面都是我自己的文章,不是抄袭。后面多了点,但放在全文里,也没得多少嘛……”最后,杨院长还讽刺道:“这书深奥了些,你们没看懂,正常。”

主编的脸憋得通红,嘴里的话也不如之前客气。他说,这件事已经涉及到出版社的声誉,“就算是印出来也要全部销毁,我们也是要求质量的,这种大规模抄袭的书我们绝对不印。”

见二人争论得那么凶,我识趣地退了出来。

一个下午,主编都在打电话,嗓门大到连走廊上都能听到,还不时蹦出脏话来。下班的时候,我看到主编瘫靠在椅子上,仰着的脸上盖着一本书,不知睡着了没有。

接下来两天,周姐就像一个收集证据的警察,不停地给杨院长的书拍照、做记录,可对方对抄袭的事并不是很在乎。

这一年,虽然时有高校论文抄袭的丑闻爆出,但并没有形成两年后的那种高压势态。抄袭被发现,最多不过是图书下架、口头警告,甚至许多高校一通调查之后,就不了了之。因此,杨院长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书能否按时出版。如果拖到12月,他的项目就要结项、拿出成果,现在开始修改书稿肯定来不及,所以他坚持不肯让步,甚至还劝我们放心大胆地印:“印出的书我们全买了,不让流出去就没事了。”

但主编坚决不同意,他还是那句话:“可以容忍写得烂,但绝不让一本抄袭的书从我手中流出去。”

没想到,两周过后,杨院长的态度居然来了个大转弯,主动要求“撤稿修改”。

我通过圈子里的人打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说是不久前杨院长的一个学生在毕业论文抽检中被判定为不合格,一些看不惯杨院长的人就拿这事做文章,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杨院长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事情压下去,如果此时再曝出他的书有抄袭丑闻,造成什么后果就难说了。

周一,两个陌生人行色匆匆地来到我们文史编辑室。中年模样的梳着一个大背头,戴茶色墨镜,穿了一身阿迪达斯休闲装,步履矫健;年轻的那个身材矮小,穿衬衫西裤,背着一个高高隆起的双肩包,脖子周围已经被汗水浸透了。他们进来之后,径直走进了主编的办公室。

周姐给我发微信:“这就是杨院长跟王秘书。”

然后,我就听见主编办公室里先是传来激烈的争论声,后是大笑。不一会儿,周姐把我喊进去,主编指着我说:“这是路编辑,别看是个新人,要不是他提醒,就真出大事了。”

杨院长立刻起身,过来握住我的手:“感谢,感谢。”当他得知我是X大毕业的,就问:“高老师你认识吗?”

“哎呀!名师果然出高徒啊,难怪眼睛那么毒。论起来,咱们俩还是师兄弟呢!”

我从没听老高说过他还有这么个学生,但现场只能佯装客套。

杨院长只字不提抄袭的事,只说“自认此书还有很多不足,为避免麻烦,还是主动撤回修改”。谈话间,周姐不小心说了“抄袭”二字,王秘书立刻纠正她:“是重复。”

杨院长担心,修改书稿会耽误他12月的“结项会”,主编则一脸轻松:“这个简单,到时我们先给你几本样书,应付结项没问题。”

我知道,这种会议大都是走走过场,以杨院长的身份,发下去的书也未必会有人认真看。若真有人找茬,也不会拿着一本样书去说事。不过,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非到特殊时期,我们绝对不用。现在杨院长愿意修改,主编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杨院长连连说好,主编又补充:“正式成书也不能拖太久,不然我们这边程序也不好交差,所以需要你们也配合好哈!”说完,主编提出要求:修改稿必须提供查重报告,重复率不能超过10%。

“当然,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接着,主编办公室里又充满了笑声。

老高说,杨院长年轻时,也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文章,算是青年俊杰,30多岁就评上了教授。后来,他去搞行政,就再也没拿出什么好东西。教授做行政不算稀奇,但杨院长对仕途、荣誉似乎格外渴望。一次,老高担任一个奖项的评委,杨院长是候选人。评奖前,杨院长跟老高套近乎,七拐八拐地认老高当“师叔”。评选结果出来,杨院长拿了二等奖,晚上聚餐,杨院长只跟评委主席喝酒,直接把老高这个“师叔”晾在一边。

最后,老高提醒我:“这个人不可深交。”

一般,老牌出版社接到一本书要经过“三审三校”,即经过三级领导审核选题才能通过,书稿得经过“责编初校—外校—社里终校”3次校对才能印刷。这其中,还包含排版、封装设计、改红等各种环节。

杨院长的书“重走流程”是件丢人的事,不能被别的编辑室知道。于是,主编安排我负责初校、周姐二校、他自己三校。怕再出岔子,还找了个教授当外审专家。

8月的一天下午,周姐打来电话,让我跑腿去一个政府机关拿些参考资料。我赶到地方,看到一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等在那里,一问才知道,他是杨院长带的博士赵炎。

赵炎见了我,直接扔给我两大袋文件,表情很不爽:“上周好心好意去看老杨,居然把我当苦力使唤。毕业了也不得清净,哪有这样的老师!”

赵炎2016年毕业后做了公职人员,他的牢骚话我不知道咋接。他看出我的尴尬,就请我喝了杯咖啡,顺带介绍杨院长这本书背后的一些情况——果不其然,书稿的后半部分,就是一批学生完成的。

赵炎说:“当时老杨给我们布置任务,每人各写一章,只说是课程作业,没说要放到书里面去——这种‘作业’,谁会用心写啊?抄来抄去,很正常。”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们这是要放到书里面去的?”我问。

“如果说了这是在做项目,按规矩他要付给我们津贴的,他当然是想省下这笔钱了。”

“看个毛线,他管着学院,手里还有一堆项目,自己能凑出一半(书稿)就不错了。”

看来,杨院长本来想省点小钱,结果差点捅了大篓子。赵炎说,被我们查出抄袭后,杨院长把学生们臭骂了一顿,然后又给学生们下了死命令:这次书稿修改,他们必须好好写,认真改。

“我都毕业了,还得听他安排,要不是看他帮我找工作出过力的份上,我才懒得改呢。可怜我那些没毕业的师弟师妹喽,还得受他摆布。”

赵炎说,他读博的时候,杨院长对他们不管不问,一学期都见不到人影,只有学生请他吃饭的时候才会露面。从入学到毕业,杨院长不是安排他们干这就是忙那,给学生的一点津贴还不如学生自己倒贴的多。可成果结项时,他连致谢都懒得提学生一下。此外,每学期学生们还要想办法给他凑发票,报销的钱也要如数上交……其实赵炎讲的这些烂事,我在读研期间也见过。

告别赵炎后,我建了一个微信群,把杨院长书中每章的“作者”都拉了进去,这样方便发布信息,及时跟进修改进度。

转眼到了年底,我们如期把样书交给杨院长,他喜笑颜开。不久后,我看到他们学院的官网上特意发了整版的结项会的新闻。王秘书跟几个“作者”在朋友圈里疯狂转发这篇报道,还对这本未正式出版的“著作”大加赞扬。

春节过后,学生们写的稿子已经交得差不多了,查重也降到了10%以下——他们的修改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抄袭的部分用自己的语言再讲一遍,由于用词过于刻意,读起来并不顺畅,但周姐说:“就这样吧,至少他们讲了人话。”

2018年4月,返回来的稿子我都审阅完毕,以为工作已经结束,没想到周姐突然告诉我,书稿的上半部分还要我多催着点。

“上半部分?那个没啥大问题啊,都是杨院长自己抄自己的,不算抄袭啊。”

周姐让我问赵炎,上半部分由谁来负责。赵炎说:“我一个师兄,姓张,一个读了快7年的博士。”

博士延期是常态,但读了7年的还是不多见的。赵炎说,这个张博士水平不差,有很高的学术追求,非要写出能够震惊学术圈的毕业论文才行。他提醒我:“这个人比较孤傲,不爱搭理人,干活也很磨叽,你得多催着点。”

我联系张博士,他的话果然不多,但是我能感受到一种不耐烦:“不用你多交待,我会尽快给你。”

一等就是两个月,期间我也催过几次,每次他都会说尽快,后来工作一忙,我也懒得管了。

到了6月,周姐问我,上半部分的稿子怎么还不给她。

“什么!还没交?后半部分的三校都快结束了。”我只能摊手,表示张博士一直消极怠工,我也无能为力。“要不你跟王秘书讲一讲,他们自己人好说话。”

下午,我看到王秘书在微信大群里发消息,叮嘱大家“好好配合,按时交稿”。每个人都回复“收到”,只有张博士毫无动静。最后,王秘书特意@张博士:“看到请回复。”

想不到,这个举动惹毛了张博士,他先在群里说:“姓王的,你点啥点啊?这事还用你交代!你嫌弃我干活慢,有本事你自己改啊。老子现在忙着毕业,找工作,没工夫改。”

张博士的话越说越多,越说越过火,我兴奋地看着,只见杨院长突然出现了,他发了句:“这是工作交流群,不要乱发信息。”

接着,群里就风平浪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我建的小群里却像开了锅,“作者”们纷纷都夸张博士好样的,替大家出了一口恶气:

“这个王秘书就是狐假虎威,对杨院长点头哈腰的,对咱们的那个架子哟,比院长还院长。”

“我找他报个发票,你看他那个脸,冷得快掉到地上了。一听杨院长喊他,立马笑开了花,飞一样地跑进办公室。”

“每次都是欺上瞒下,把功劳都往自己身上揽,出了问题都往我们身上推。”

看来,学生们讨厌王秘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我听赵炎讲过,其实王秘书也不容易——杨院长对下属脾气很差,一年之内骂走了两个秘书,王秘书本来是被硬推上去“顶雷”的,没想到他一干就是3年,每天挨骂成了学院的一景。

周姐说,在当下这种高校行政机制中,王秘书也有存在的必要性,“有些事也由不得他”。

我感觉周姐话里有话,表面在说王秘书,其实像是说自己——她是主编从其他出版社“撬”过来的,齐耳短发,一年四季都是一身运动装,走路带风,特别会来事儿,跟社里每个部门都混得很熟,是领导与员工之间的润滑剂。但她干得是否开心,谁也不知道。

我明白了——这种事在高校里也不少见,一些导师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让优秀的博士生延迟毕业,为自己“打工”。为了顺利毕业,学生只能忍着,踏上了读博的这条船,想下船上岸,只能任凭导师这个“艄公”的摆布。

我只能感叹:“张博士真可怜,他今天肯定要挨批了。”

赵炎说,这可不一定,张博士平时不怎么讲话,可心里精明着呢。他只骂了王秘书,却没提杨院长一句。“真没好处他能干读7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他这一闹腾,指不定老杨给他什么好处呢!”

我实在想不出来得是有多大的好处才会让一个博士生容忍杨院长7年,便问赵炎,当初杨院长是否也这么对他的。他回复道:“哈哈,那没有,我水平太菜,交给我几次任务,我都干不好,后来只让我干小活,看我没什么价值,早早地就让我毕业了。”

其实认识快一年了,我发现赵炎的学术水平不弱,若完全展示出真正的实力,或许他跟张博士一样还得在学校里啃书本。他俩一个故意“放水”准时毕业,但糊弄了自己;一个是认真搞学术,却被拖延至今耽误了青春,谁的选择是对的,我说不上来——要说谁错了,我想只能是掌握他们命运的那个人吧。

一个月后,张博士终于把书稿的上半部分交给我,不得不承认,经过他的修改,不仅文章内容丰富了许多,一些见解也更为深刻,让外审教授连连叫好。

我们加急工作,11月,书全部印出,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麻烦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地结束。杨院长的书完成后,编辑室要给社里提供成本清单,我们被卡在第一次的“查重费”上。

我们出版社对这种“零利润书”有固定的指标,规定这种带资助的书,前期的制书成本不能超过资助费的75%,一旦超过就是亏损。

杨院长的书有50万字,正常要收他学校8万元的“资助费”,但我们只收了6万元。书重走流程,排版费、校对费花了两遍钱,尽管我们拼命压缩,可林林总总,成本还是用去了4万5,恰好卡在“红线”上——如果加上“查重费”,铁定超标。

当时,文史编辑室的“零利润书”的指标已经用完,再多一本“亏损书”,不仅会影响全室编辑的绩效,还会对正在评选“优秀中层干部”的主编造成不良影响。我们想让杨院长出“查重费”——毕竟是他给的稿子有问题——可王秘书不愿意,理由很充分:“签合同里没有‘查重’这一项费用,又是你们自己主动查的,费用当然你们出。”

周姐给我算过一笔账:杨院长的这本书的项目经费,加上各种配套资金,一共是15万元,扣掉出版资助费与杂七杂八的花销,最后他自己剩下四五万不成问题。

“当初干嘛不多收点‘资助费’?”我问。

周姐也很无奈:“还不是为了以后好‘继续合作’——杨院长现在才50岁冒头,以后高升的可能性非常大,跟他维护好了关系,以后再从他手里拿项目不就容易多了。”

以前,我们出版社是事业单位,政府拨款,不愁吃喝。现在改制变成了企业,挣钱成了首要任务。出版行业僧多粥少,利润微薄,民营出版公司又加入其中,竞争更激烈。当下不仅是各个出版社之间在竞争,甚至出版社内部的各个编辑室也在竞争。为了创造利润,大家不遗余力,想尽办法去拉选题。

磨了好久,王秘书的态度依然坚决,周姐失去了耐心,说干脆由她私人掏这笔钱算了。想不到3天后,主编找到我,一脸的奸笑,说:“你去把‘查重’的发票给杨院长寄过去。”

原来,为了讨到这笔“查重费”,主编耍了一点手段——他告诉杨院长,说自己联系了周老,想让周老帮忙为杨院长的书写一个推荐词。周老是圈子里的老前辈,一言九鼎的人物,为人出了名的耿直,经常在朋友圈里点名道姓“挂”一些“学术垃圾”。杨院长对自己“著作”的质量心里有数,真要给周老看完被“挂”了,那丢人丢大了。

周姐点出了最关键的一点:“现在杨院长正四处活动想再升一步呢,周老的许多学生都在担任要职,他可不敢冒这个险。”

于是,杨院长赶忙阻止了我们主编,说“什么都好商量”。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查重费”以杨院长的“稿费”相抵扣,然后我们再额外送杨院长10本书,算作补偿。

2019年春节过后,我听说,杨院长已经由“院长”变为“校长”,去另一个高校上任了;王秘书留在原来的学校,升任办公室副主任;张博士终于毕业,去了杨院长新履职的学校任教。

主编据说会在社里再调动一下,周姐拿下了副编审,随时准备接位。更有意思的是,社里觉得杨院长的这本书还不错,拿到市场上去公开销售,数据十分惨淡。

我连忙解释:“我就是个助理,只是帮忙看了看专业问题。”

“哦,今天见到杨校长了,跟我夸你呢,说我培养了一个好学生,认真负责,学术水平高呢。”

我不知道老高发微信时的表情,很难判断导师这是在夸我还是在讽刺我。我说要送一本杨校长的书给他,他当即推辞:“别麻烦了,不用看我就知道写得不咋地。”

我打开豆瓣,找到了这本书,发现底下只有一条评论,夸赞的话极尽谄媚之词。评论者的头像跟名字,让我觉得十分眼熟,打开微信上之前的工作群,果然找到了一个同款的“作者”头像跟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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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辈子不肯吃亏的女人

 

我接手河西社区警务室的第一天就认识了刘婶。

刘婶的面馆就开在警务室隔壁——说是面馆,其实只能算一个简易的自建摊位——那里本是医院废弃的配电室,刘婶把炉灶安置在里面,算是“操作间”。外面是4根水泥墩子做底的铁杆支起的防雨绸,下面摆了几张桌子和几个马扎,是客人们用餐的地方。

刘婶的面馆开了有些年头了。南关派出所的治安副所长还是河西社区片警时,刘婶面馆就在这,我接手时,警务室已装修过3回,外墙上挂的民警牌子换了4茬,只有隔壁的刘婶面馆一直坚挺在那里。

刘婶操着一口地道的湖北话,接客拉人时甩着只有本地人才明白的词,以至于最初我一直以为她是本地人,后来她才告诉我,自己是山东人。

当年刘婶在医院后勤工作的丈夫病故,她带儿子从山东老家过来奔丧,料理完后事,医院可怜孤儿寡母,便出面给刘婶安置了一份工作。最初,她在医院苗圃养花,但工资微薄,后来医院便把这个废弃配电室租给她开个小餐馆,每月象征性地收一点租金。

早年,刘婶只做医护和病人的生意,后来医院推倒后墙修了路,配电室就成了临街房。早上中午卖各种面条,下午4点后卖炒菜,夏天晚上还会支起架子卖烧烤和小龙虾,刘婶的面馆全年无休。一件蓝色“大桥鸡精”的工作服,夏季单穿,秋冬就在里面套件棉服,使得本就矮胖的刘婶更显臃肿。

那时候,不在所里值班,我就去警务室待着,早上就近在刘婶面馆过早。刘婶的手艺不错,热干面、炸酱面、财鱼面、肥肠面做得都很地道。后来逐渐相熟了,她经常和我讲自己的事。

刘婶1962年生,儿子比我小一岁,在离面馆不远的商场租了柜面卖家具,母子二人在医院南面的老家属区有套房子。刘婶说儿子小时候脑袋受过外伤,有后遗症,稍有刺激就会发狂。周围的人大多也都知道,平时很少招惹他们。我处理过几次刘婶儿子的警情,基本都是因为做买卖砍价时情绪激动发了病。因此,虽然商场的地段很好,但刘婶儿子的家具生意却异常萧条。

“我们命苦啊……”聊天时,刘婶经常把这句话作为开场白。接下来便从自己结婚那年讲起,一直讲到前几天下雨淋坏了她堆在配电室门外的东西,或者其他类似的事。有时情绪激动,还会冒出几句夹杂着山东和湖北两地方言的脏话。

“哎,老天不公啊,灾事儿都落在我头上了,不知道哪天自己干不动了,娘俩怎么办。”这句话一般被用作每次聊天的结束语。

刚开始,我总会尽可能地帮刘婶做些事情。一方面也算是邻居,另一方面也的确可怜她的境遇。

我能做的很有限,不过是每天在她的摊位过早,向朋友推荐去她的摊上宵夜,或有地痞流氓、酒麻木闹事时尽量帮她赶走。刘婶也很感激我,偶尔过早会免费给我加个茶叶蛋或肉圆子,宵夜送我一瓶“勇闯天涯”,反正也不值多少钱,我也没推辞。

小店地段不错,味道也挺好,可刘婶生意却总比不上附近的其他店。白天来吃饭的人寥寥无几,晚上宵夜也多是周边几个摊位客满后,才陆续开始上人。

而且,我身边的人都对刘婶不太友好,警务室的社区协管员老姜表现得最为明显。每天早上,他宁愿骑电动车去2公里外的早市吃饭,也绝不在刘婶面馆过早。刘婶好像也有意躲避老姜似的,只要看到老姜在警务室,就从不进来。有时正跟我说着话,老姜从外面回来,刘婶也会立即告辞离开。

平时很讨厌嚼舌头的老姜多次跟我说,“这人不咋地”,让我少跟刘婶打交道。连师父宋警官也让我别在刘婶面馆过早,但他说得很隐晦—-“年轻人多活动一下,别总在门口吃完饭就回屋坐着。”也有同事说话比较直接,“那家伙是个定时炸弹,趁早赶她走。”连社区居民有时来警务室找我,看到刘婶在屋里坐着,都要把我叫出去说话。

刘婶很喜欢来警务室找我聊天,但大都不会空手回去,有时拿几包抽纸,有时拜托我打两页广告,还有时“借”盒茶叶;看到放在警务室墙角的废纸箱或包装盒,刘婶也会“顺路帮我扔掉”。有些东西是工会发的福利,有些东西是废品,我倒也没太在意;至于扫帚拖把之类的更是借用频繁,老姜每次打扫警务室之前都会站在门口喊刘婶把扫帚拖把还回来。

尽管不是什么大事,但老姜总瞧爱占小便宜的刘婶不顺眼,有几次刘婶进来拿东西,老姜就问她,“用不用雇辆车把警务室搬你家去?”刘婶气呼呼地说:“不就是几包纸嘛,人家李警官都没说啥……”当然,还是把东西拿走了。

刘婶的坏脾气,也是周围人尽皆知的。那时我在警务室里,常听到她在隔壁跟人吵架,和客人、相邻店铺、甚至社区来收卫生费的物业人员都吵过。刘婶骂人很难听,嗓门也大,一旦开骂对方基本插不上嘴。有时实在不堪入耳,我便出门制止,刘婶见有台阶下了,方才骂骂咧咧收场。

我劝过刘婶几次,别这么冲动,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刘婶就解释说南方人不实在,她是外地来的,孤儿寡母,不厉害一点,会受人欺负。我不想跟她掰扯这些道理,摆手让她继续去做生意。

街面上做事,难免有各种摩擦,我理解刘婶的难处,但协管员老姜却一直对刘婶嗤之以鼻,说她这样下去“迟早被人收拾”。

有一次又说到此,我笑着问老姜以前是不是跟刘婶发生过口角,老姜啐了一口,说何止是口角,他以前没在派出所当协管员的时候,曾被刘婶拎着菜刀追过两条街,“住平房时我们两家是邻居,她偷电,供电所查不出来就把我们整排房子的电闸拉了,我气不过举报了她,后来不知怎么被她知道了,拎着菜刀就来了我家……”老姜说。

我头一回听说刘婶还有这等过往,有些震惊,老姜就让我回去看看刘婶的涉警记录,“早跟你说过,这人不是啥省油的灯。”

刘婶在派出所的涉警记录确实很多,几乎月月都有,有时一个月甚至有七八起。内勤同事存档的有关刘婶“当处现调”(当场处罚、现场调解)的材料是单独装起来的,有满满一档案袋,“这还只是通过派出所走了程序的,那些没经过派出所处理的还不知道有多少。”

我顺手抽出几张“现场调解”协议书看,大多是邻里纠纷、占道经营、食客口角引发的冲突,有时是她报警举报别人,有时是别人报警举报她。我不禁感叹道:“咱派出所一年1/3的简易程序案,差不多都被她包圆了啊!”

“你还不知道吧,刘婶有个绰号叫‘刘不亏’——就是从来不吃亏,三五毛钱的事情能扯着对方头发在地上打滚,吃亏是不可能的,占不到便宜就是吃亏。”内勤同事解释说。

同事笑了笑说:“那你小心点吧,她的茶叶蛋、肉圆子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当时,我并没把同事的话放在心上,自以为和刘婶的关系处得还不错。平日里,刘婶买了水果会分我一些,我单位过节发的酱油、松花蛋,也会直接送给刘婶。我一个片警,刘婶一个买卖人,哪会有什么利害冲突呢?

然而很快,我跟刘婶就闹掰了,那是2012年10月。

2012年入夏后,刘婶跟我商量,下班后能否不关警务室门口的照明灯,这样她晚上做生意方便些,我答应了。后来,她又问我警务室旁边储藏室的钥匙能否借她用用,夏天夜里街上人杂,她担心收摊后桌椅板凳堆在外面不安全,想放进储藏室里。我想储藏室里也没什么重要物品,便答应了她。作为感谢,刘婶还给我抱来了两个西瓜。往后一切如常。

国庆节后,协管员老姜突然找我要储藏室的钥匙,说是想看一下电表。我找了半天才想起来,唯一的一把钥匙我给了刘婶,便问她要,但刘婶却总推说忘了带,接连拖延了好几天,老姜直接砸了储藏室锁头。

和老姜一起进储藏室的还有个电工,电工检查了一番说,电表被人动了手脚,多出一根线,然后顺线拎出了一个插排。

警务室的电表一直安在储藏室,老姜每月负责交水电费,之前他跟我提过一次,说这几个月水电费比之前高了几倍,我当时没在意,以为是夏天开空调用电量大了而已。前几天老姜去交水电费,发现又比上个月高出了一倍。

我告诉老姜,刘婶之前找我借过钥匙,老姜顿时火冒三丈,说肯定是刘婶偷了警务室的电,“她以前有前科”,说着就要去找刘婶算账。我拦住老姜,说我来查查是不是刘婶干的,“我们不要冤枉好人”。

当天下午,我下班后没有回派出所,而是换身衣服去了警务室对面的彩票店。傍晚7点左右,刘婶来到储藏室门口,看到坏掉的门锁愣了一下,但还是进屋拉出了插排。我来到她的宵夜摊时,刘婶已经接好了电烤炉和一干电器,隔壁另一位摊主也拎着插排来找刘婶接电。

刘婶先是尴尬地站在那里,但很快堆起了笑脸,“反正都是公家的电,不用白不用。”我反驳说这么大的功率,线路着火烧了警务室你负得了责?然后一把扯掉了插排上的电源线。

那晚我收走了刘婶的插排,又找电工把电表恢复原状。老姜让我“法办”刘婶,说这几个月电费已经超过立案标准了。但我念她开店不易,还是觉得算了。只把她叫来警务室批评了一顿,然后自己补了几千块电费进去。

本以为刘婶会见好就收,但不成想,她却因此恨上了我。很快就有摊主告诉我,刘婶一直在外说我“吃骨头不吐渣”,她用电之前给我“上过供”,所以警务室的电可以“放心用”,因此她不但自己用,还“转让”给其他摊主用。

我又把刘婶叫到警务室,让她说明白给我“上了什么供”,是那两个西瓜还是之前的茶叶蛋肉圆子?她说不出来,但一脸不忿,我便从兜里掏出100块钱给她,算是还她之前“送”我的东西,老姜又去超市买了两个西瓜,“李警官这事儿跟你两清了,再在外面胡说八道小心遭报应”。

从那之后,刘婶就再也不来警务室找我聊天了,平时见面也变得爱答不理的。

2013年7月,市里拓宽道路,商场拆迁,刘婶拎着马扎就去商场帮儿子“维权”了,上级要求我立即前往处理。

当时,绝大多数商户均已搬离,只剩下刘婶儿子的家具柜面还“坚守”在商场里。之所以不搬,只是因为赔偿没有谈拢。刘婶说,自己并没有提前收到商场拆迁的通知,年初刚进了一批家具,现在突然搬迁,家具无处摆放。商场负责人则说,他们3个月前就通知了所有商户,不可能只瞒她一家。刘婶不认,非要商场赔偿损失。

商场早已设定了统一的赔偿策略:提供免费仓库暂存家具,外加5000块搬迁补偿,另外新商场建好后优先给她提供柜面位置。但刘婶不愿意,要求商场必须按售价“消化”她的所有进货,然后再给3万的补偿金,新商场建好后,还要免除她1年的租金。

我耐着性子找刘婶谈,让她看长远一些,新商场在市中心,生意肯定好,现在商场老板又答应优先给铺位,多好的事情。但刘婶却一口咬死“不见钱,坚决不搬”。刘婶的儿子也把菜刀别在腰上,声称自己有精神病证,杀人不犯法,商场要是敢硬来,他就“见一个砍一个”。

我看形势不对,急忙向上级汇报,上级开会研究后派来了防暴警,准备应对突发事件,谈判不成就强行带离。刘婶一看到防暴警,立刻倒在地上打滚,她一边滚一边哭喊:“官商勾结坑害老百姓!”很快,母子二人就被带离了。

事后,商场负责人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决定给刘婶提供仓库免费存放家具半年,外加1万元的“补偿”。虽然距离刘婶当初提出的要求还差很多,但刘婶似乎十分满意。

我有些厌恶,“之前人家答应给你5000,还优先给你提供新商场柜面,结果你一闹,新商场柜面那茬人家再不提了。你儿子那些家具咋办?以后生意还做不做了?”

2013年底,我又接到了刘婶的报警电话。这一次,她声称自己被偷了300元钱。我和同事赶到案发现场,竟然是南关小区张姨的裁缝店。

刘婶一直没什么朋友,这几年,只有裁缝店的张姨有时会来找她聊天。张姨过去也在医院做后勤工作,刘婶丈夫去世时是她负责通知和接待刘婶一家的,所以两人的关系一直不错。

之前,张姨常对我说,刘婶这性格也是生活所迫——她幼年丧父,小学没读完,18岁嫁给穷得叮当响的丈夫,20出头丈夫招工来了湖北,老家的负担全压在刘婶一人身上;30出头丧夫,原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结果儿子又受了伤;如今年过半百,没过上一天好日子——“她以前失去的太多了,现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她的自我保护吧”。

从本心来讲,我也十分同情刘婶的遭遇。想起过去刘婶逢人便讲,几年前医院换了领导,要收回当初租给刘婶的那间配电室,刘婶仗着自己泼辣能闹,迫使医院妥协,把收回配电室这事儿暂时搁置了,“要不是我当时舍下脸来抖狠,现在八成已经在街上要饭了”。

听我说起这件事,张姨却说,别的事情她说不准,但作为医院的退休职工、刘婶的好朋友,她觉得刘婶办的这事儿其实非常划不来。

“当时医院要收回配电房是真的,新领导想彻底‘割断三产’,但别人都可以闹,刘婶不该闹……”张姨说,当时针对刘婶的问题,院里也做过一番研究。

当年刘婶丈夫去世后,院里跟刘婶签了一个长期劳动合同,刘婶作为“职工遗孀”,虽没有编制,也算是后勤职工,等年满50周岁就可以按照职工身份退休。之前刘婶丈夫留下的养老保险,医院和刘婶个人共同补缴,医院出大头,刘婶出小头。这样一来,刘婶退休后每月都能领一笔退休金,不比正式职工低多少。至于开面馆,市里不缺临街房,在哪儿干不是干,真要找不到门面房,医院也可以返聘她回来做些保洁之类的活,两份收入加起来不比她开面馆低。

可无论医院怎么给刘婶做工作,她死活不肯接受这份安排,尤其是听说自己还要补缴几万块钱养老保险时,当场就跟院领导撒起泼来。张姨当时也劝过刘婶,但刘婶也和她翻了脸,说张姨跟医院合起伙来给自己挖坑。之后这事儿就这么黄了,废弃的配电室依旧给刘婶继续用,每月象征性地收100块租金,但按照职工标准退休一事再也没有了下文。

“哎,刘婶这人,没啥文化,见识也短,低头只能看到裤腰带,连脚丫子都看不到……”最后,张姨说。

那天一进裁缝店,我就看到张姨面无表情地坐在缝纫机后面,刘婶则一脸愤怒,叉腰站在屋中央。刘婶说她来张姨店里改衣服,钱包里放了300块钱,改衣服时她和张姨聊天,张姨动了自己的钱包。临走时,她的钱包从缝纫台移到了柜台下面,再拿出来,里面的300块钱就不见了。

刘婶虽未明说怀疑张姨偷了钱,但向我陈述案情时,她反复强调“自始至终店里只有她跟张姨两个人”。我劝刘婶再想想,是不是记错了,或者干什么事儿花掉了,毕竟她和张姨这么多年朋友,张姨是什么人她应该了解。

但刘婶却不依不饶,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她从家出来啥也没买。也只有张姨动过她的钱包。我叹了口气,问张姨当时的情况。张姨说确实屋里就她跟刘婶两个人,她也确实动了刘婶的钱包,不过是因为刘婶进门后随手把钱包放在了缝纫台上,她担心两人聊天顾不上,有人进来顺走钱包,才拿到了柜台下面放着,至于里面的300元钱,自己从未见过,更不会去拿。

“贼”字一出口,张姨立马就掉了眼泪,没再说话,低头从包里拿出3张百元纸币递给刘婶,说今天什么也别说了,她认了,这300块算是自己补偿刘婶的,让刘婶以后再也不要来找她。

刘婶二话不说,气呼呼地接过300元钱就要往钱包里塞。同事急忙制止,问刘婶确定这是自己丢的300块钱吗?刘婶分辩说,这钱不是张姨还能是谁拿了?况且张姨自己都认了。

我看情况不对,一把夺过刘婶的钱包,说既然报了警,这事儿就得警察处理,先别急着往里放钱,确定你包里再也找不出300块钱再说。刘婶见钱包已经被我夺去,只好接受我的要求。

我把钱包拿到执法仪前,当着三个人的面翻找钱包。那是一个大号女式手包,折了三折,刘婶说她的钱就放在中间那折,“3张一百元的新票”,我确实没在中间那折里找到钱,但当我拉开第三折夹层拉链时,3张百元新票出现在所有人眼前。

这下轮到刘婶尴尬了,她盯着钱包里的300块,手里攥着张姨刚给她的300块,一时不知该如何收场。同事意味深长地看着刘婶,等她自己把事情圆回来。半晌,刘婶挤出一句“没事了”,放下张姨的300块钱匆匆离开了裁缝店。

我和同事也告辞离开。张姨自始至终都面无表情,等我俩走出店门,屋里才传来一声歇斯底里的怒吼:“滚——!”

路过的行人向我和同事投来狐疑的目光,我俩赶紧冲他们摆手,“不是我,不是我”。

2014年中旬,新商场建好,刘婶收到消息后赶紧去问铺面招商的事情,但商场负责人告诉她,铺面已经全部租了出去,新入驻的商户已经装修得差不多了,没有空位租给她。

刘婶很生气,说当初拆迁时商场答应新商场铺面优先租给她,商场当即拿出当时和刘婶签订的调解协议,上面没有任何有关“优先租赁”的字迹。负责人解释说,其他按时搬离并签了协议的商户确实都有权利享受“优先租赁”,但当时刘婶拒绝签协议,而且已经收了商场1万块钱“补偿”,也用了商场提供的免费仓库,便没有资格再享受“优先租赁”的权利。

另外,商场要求刘婶立刻把仓库里的家具搬走,因为当时协议上写的是免费使用半年,现在她已经用了1年多了,也没找她收钱。商场限刘婶15日内将仓库家具运走,否则将代为处置,并追缴她后半年的仓库管理费。

这次为了防止刘婶再闹幺蛾子,商场提前聘请了律师,做好了打官司的准备。刘婶又想带儿子去“闹一下”,公安局也早有准备,刘婶和儿子在新商场门口“维权”的家伙什还没摆开,便被巡特警带离了。

刘婶主动来找我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问我有没别的办法。我说没办法,商铺是人家的,爱租给谁租给谁,我能有啥办法?另外,我劝刘婶赶紧处理仓库里的家具,不然真被商场告上法庭划不来。

我一句话还没说完,刘婶脾气一下又上来了,说之前半年都没通知她,现在让她15天内搬走,不是逼她死吗?我不想和她说话,老姜就在旁边说,你不搬也行,到时候人家“代为处置”,当废品给你卖了,那钱都不一定够补缴后半年仓库管理费的。

抖狠归抖狠,到了时间该搬还得搬。

搬仓库那天,商场负责人找了两台车和十几名搬运工,把刘婶暂存在仓库里的家具全搬到车上,运去刘婶的住处。刘婶坐在仓库门前的水泥地上,一边捶地一边哭喊,她的儿子则被同事夺去菜刀押在警车里,等待处理完毕后送去医院做精神病鉴定。

家具搬迁只用了一个上午便完成了,之后的两天,刘婶面馆都没有营业,第三天见到刘婶时,她正张罗着在家门口搭雨棚。我问她要干啥,她说一时找不到价钱合适的仓库,只能先把家具放在雨棚下面,一边保管一边打折处理。

家属区的马路本就不宽,刘婶的雨棚又占了一大半。周围路过的行人纷纷投来厌恶的目光。和我说话的工夫,刘婶也不断用凶狠的眼神四处巡视,仿佛在寻找一些可能存在的威胁。

刘婶的雨棚没能搭太久,当天便被周边住户匿名举报,随即被城管拆除了。为此,刘婶绕着小区叫骂了很久,几个以前跟她有梁子的住户楼下更是被“重点照顾”。好在没人搭理她,刘婶骂累了,自己回了家。

过了几天,刘婶又来警务室找我,支支吾吾地问能不能再把警务室的储藏室借给她用用,暂时存放一部分家具。我带她来到储藏室,才发现里面已经被老姜摆满了防爆盾牌、钢叉等警械,还有两张架子床,老姜在一旁解释说,储藏室已经被上级改成了夜间巡逻队的备勤室,不方便借给她。

刘婶悻悻而归,我问老姜真的假的,我怎么没收到消息。老姜说难不成还得再雇两个人进来躺着?“你钱多是吧?后街上就有仓库出租,她又想来占你便宜,忘了你那几千块钱电费长啥样了?”老姜说。

刘婶最终还是花钱租了个仓库,又用几个月的时间把剩余家具低价处理掉了。

新商场开张后,生意很好,商场“回馈老伙伴”,给当年签协议的商户很低的租金。据说当年与刘婶儿子在同一楼层卖家具的商户都发了财,甚至有人还在临市开了分店。

刘婶又来找我念叨,每回都咬牙切齿,说自己被商场坑苦了,迟早要让商场的老板“血债血偿”。我懒得搭理她,只等她发泄完了自己离开。

往后,刘婶的脾气就越来越差,她心里似乎一直揣着莫大的委屈,动不动就要跟人吵架。折了继续开店的本钱后,刘婶儿子也失了业,只好和刘婶一起经营面馆。但周围人大多领教过刘婶的厉害,也听过刘婶儿子腰别菜刀自称“有精神病证,杀人不犯法”的叫嚣,一个个避之不及。面馆的生意越来越差,以至于客人宁愿在别的摊位等位,也不来刘婶面馆宵夜了。

期间,我拘留过刘婶2次,一次是因为泄愤,她砸了隔壁商户停在门口的面包车玻璃,另一次是因为15块钱的餐费,她用马扎敲掉了客人的半颗门牙。刘婶儿子也被同事送过2次精神病院强制就医,因为发病后肇事肇祸。

2016年初,医院附近棚户区改造,废弃的配电室被划入拆迁范围,这次刘婶是非搬不可了。我又出了好几次有关她的警情,都是医院保卫处报的警,原因是刘婶到医院闹事,说自己是职工遗孀,拆迁后失了业,要求医院给她补偿。

“我们对她真的已经仁至义尽了……”出警时,医院保卫处长一见面便向我抱怨。他说当年医院周边没有餐馆,她的面馆算是大半个食堂,躺着赚钱的活儿都被刘婶干黄了,因为她不是缺斤少两就是偷奸耍滑,别人还不能提意见,一提意见她就发飙骂人,说别人欺负她是外地的。后来,大家宁愿多跑几里地找餐馆,也不吃她的饭。

我只好跟刘婶讲政策,告诉他配电室的产权归医院,她没有所有权,即便拆迁也不能把补偿款给她。

2016年3月,刘婶面馆在拆迁中被推平,医院名义上本着“人道主义关怀”,实际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给了刘婶2万块钱补偿。

刘婶离开了我的管片,去城南重新开了一家面馆。但没多久,我就在一个网吧看到刘婶,她在那里做保洁,我问她新面馆开得怎么样,刘婶一脸不开心,说新地方居民“欺生”,社区民警还总找她麻烦,面馆开了几个月就关门了。

2016年底,我离开派出所,之后便再也没有见过刘婶。2018年底,我回单位办事,跟师父宋警官谈起刘婶,他说刘婶早就卖了房子,带着儿子回了山东老家。

“这家伙也是泼辣,临走之前,她把咱这儿她认为这些年来欺负过她和她儿子的人轮流骂了个遍,挨家挨户地去,就站在窗户底下骂,找不到人的就在街上骂,一连骂了一个多月,最后一个骂的就是你。”

我心里有点唏嘘,“怎么说呢,说她命苦,也是真苦,但说她活该吧,也真活该……当年摆在她面前的条条都是好路,但硬生生地都被她这‘不吃亏’的暴脾气带着走歪了。”

“这嘴上够狠的人,往往命里也够苦哎……”最后,师父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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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沙漠一半海水 越南美奈自然美景

 

越南美奈,庞大的沙丘是美奈最吸引人的景观,诸如白沙丘、红沙丘和极为特殊的喀斯特地貌构成的红色河流。一半是沙漠一半是海水说的就是这里的奇特景观,白沙丘比红沙丘更为壮观,在这里你可以感受沙漠的深处有淡水湖泊,湖泊旁长满了高大幽深的热带丛林植被,沙丘包裹着碧湖绿树,湖上飘着朵朵荷花。感受风吹荷浪翻涌,岸边丛林树梢沙沙作响,沙粒流动无痕。 这里既可以看一场壮丽的“沙漠”日出,也能够骑着沙地摩托车尽情驰骋。

一半国脚询问加盟深足 5年前天方夜谭如今成真了!

 

要说这个休赛期最火热的球队,深圳佳兆业绝对首屈一指。郜林、王永珀、裴帅、郑达伦,四大国脚级球员争相来投,张鹭、糜昊伦、孙可这三位准国脚加盟也指日可待,张源、刘越这样的青年才俊也极有可能加盟。而据《足球》报消息,几乎有一半的国脚都询问过加盟深圳佳兆业的可能性。

在佳兆业集团入主深圳足球后,深圳队从以前无人问津的中甲弱旅,摇身一变成为了国字号球员们的首选。

2016年,深圳当地本土发展壮大的地产企业,佳兆业集团斥巨资收购了深圳队。那年,由于转会截止日期临近,当年并没有能够买到有实力的球员,球队阵容在没有太大改变的情况下,深圳队依靠佳兆业集团的巨额投入,彻底摆脱了此前降级队的命运,当年排名中甲第9。

而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深圳佳兆业开始邀请国外名帅前来执教,先后有西多夫、埃里克森、卡罗等名帅到来,为深圳足球在国际上打响了名声。

世界名帅多纳多尼

2017年和2018年,深圳佳兆业都剑指中超,大肆招兵买马,彻底更新了球队阵容,关震、张远、徐洋等国脚球员加盟球队,经过连续两年的不懈努力,在前皇马主帅卡罗的率领下,最终2018年最后一轮冲超成功,时隔7年深圳足球再次回到中超舞台。

佳兆业冲超花了3年,这其中的酸甜苦辣想必只有他们自己和陪伴他们的深圳球迷才知道。

2019年,离开中超太久的深圳佳兆业显然没有完全适应中超的节奏,阵容实力仍然不足以在中超保级,最终只取得4胜9平17负的成绩黯然降级。

一般来讲,好不容易冲上中超却遭一记闷棍,投资人的热情势必会受到影响。但是佳兆业并不服输,降级并没有让他们缩减投入,反而在其他俱乐部几乎没有引援动作的情况下逆势而上,买进了大批球员,这顿操作着实让人意外。

据知情人士透露,佳兆业集团管理层曾在2019年深足降级之后表示对不起深圳这座城市和2000万深圳市民。这种责任感也许是佳兆业在足球领域持续大举投入的原因之一,因为谁都知道在中国搞足球不可能赚钱,佳兆业这样做几乎就是在做公益。

另一种说法是,佳兆业本身就有体量庞大的文体产业,旗下有专门的佳兆业文体科技集团,在全国十多个城市拿下了近20个大型文体场馆的运营权。佳兆业希望把足球作为抢占5万亿文体市场的龙头,同时整合佳兆业健康、教育、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产业资源,联动起来做大生意。

不管如何,深圳佳兆业对足球的投入是真金白银,他们对足球的执着也没有被一些非议影响。深圳作为国内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文化和体育名片还是少了很多。在北上广深四座城市中,深圳的文化竞争力还是相对偏弱的。深足若是打造好了,毫无疑问可以成为深圳最闪亮的一张城市名片。

随着天海俱乐部的解散,大批优质球员成为自由身,深圳也顺理成章递补回中超。疫情期间,有意愿、有能力“抄底”优质球员的球队,也只有深圳佳兆业一家了。

据知情人透露,在圈内深足的口碑已经传开了,每月准时发工资、从不拖欠,有时候甚至会提前发放工资和奖金。深足基地的硬件设施、各类后勤保障工作在国内也属于一流。这也是许多国家队球员都对深足动心的重要原因。

不出意外,深圳佳兆业今年将买进7-8个有国脚实力并且曾今入选过国家队的球员。这顿操作,最满意的该是深圳球迷了,在佳兆业接手球队的这5年里,球队一年一个台阶,实力也越来越强,也更有机会为深圳赢得更多。

美媒:特朗普支持者在社交媒体抹黑中国被揭老底

 

美国“政治”新闻网2日报道称,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匿名者Q”组织(QAnon),在社交媒体上散布了所谓“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生化武器”这一谣言。

澳大利亚问题研究所的一个技术研究中心通过分析今年3月底至4月初之间的260多万条社交媒体贴文后发现,有28个自称与特朗普、保守派政客或“匿名者Q” 组织相关的社交媒体账户群,在此期间持续散播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谣言。

报道称,自1月初以来,社交媒体上就有传言称,某些国家制造了新冠病毒。但该传言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和多个事实核查组织证实是错误的。美国情报和卫生官员也同样否认了新冠病毒是人造的说法。

然而,特朗普和蓬佩奥在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仍然多次声称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武汉的一个研究实验室。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发现,截至3月底,声称“新冠病毒是中国生物武器”的阴谋论在社交媒体上被分享了近900次,此后又被转发了1.85万次,总共获得了500万次的阅读量。

研究人员无法确定这些用户群的幕后黑手。但他们表示,这些用户群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新冠病毒相关谣言的能力,可能加速了谣言在网络上的传播速度。

参与研究的莫西·格雷厄姆表示:“最重要的问题是,散布这些谣言将产生何种影响。这些谣言有可能被主流媒体和名人转发后放大。”

研究人员还发现,许多转发该谣言的用户都是被远程控制的“机器人”帐号。而几乎所有的用户群都与特朗普、共和党或“匿名者Q”组织有关。今年1月,这些群组采取协调行动,目的是散播“中国制造了新冠病毒”的谣言。

澳大利亚问题研究所主任罗德·坎贝尔说:“名人和政客可能成为虚假信息和阴谋论的超级传播者。这揭示了阴谋论是如何迅速从默默无闻到在白宫广泛传播。”

美媒:黑人大学生被警察用“非致命性”子弹击中头部

 

【环球网报道】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媒体披露的抗议活动期间的死伤案例也越来越多。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4日消息,一名黑人大学生在当地时间5月31日的一场抗议活动中被警察发射的“非致命性”子弹击中头部,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危急。

据报道介绍,这名黑人大学生名叫贾斯汀?豪威尔(Justin Howell),现年20岁。

当地的奥斯汀警察局局长布莱恩?曼利(Brian Manley)6月1日表示,摄像机当时拍到有人向警察扔水瓶。曼利说,其中一名警察向正在扔东西的男子发射了“豆袋弹”(一种霰弹枪使用的低致命弹药)。然而子弹击中了贾斯汀的头部。“看起来他(贾斯汀)摔倒时还撞到了头。”曼利说,由于这是一起涉及警察的枪击事件,将进行调查。

《纽约时报》援引贾斯汀的兄弟约书亚(Joshua Howell.)的说法称,当志愿医护人员试图将贾斯汀转移到安全地带时,警方仍在向他们开火。

一段发布在推特的视频显示,抗议者抱着贾斯汀,试图让他得到医疗救治。“不幸的是,贾斯汀的情况仍然危急,”约书亚说,“大家都认同,贾斯汀没有做错任何事”。

报道称,贾斯汀因颅骨骨折和脑损伤住院治疗,而由于疫情,约书亚还无法见到自己的兄弟。

美国《纽约时报》此前称,弗洛伊德案所引发的民愤呈现出升级态势,抗议活动席卷全美至少75座城市,各地的抗议活动总计有数万人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当天出现多起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底特律陷入混乱,一名19岁青年中弹身亡。芝加哥再次发生焚烧国旗事件,约3000名抗议者集结在当地的特朗普国际酒店进行示威。纽约数千名示威者连续第三天走上街头,有视频显示,一辆警车被围堵后突然加速冲撞人群,这一行为瞬间激怒周围的示威者;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一名疑似为抗议者的男子被联邦快递卡车撞死。

美媒:黑人大学生被警察用“非致命性”子弹击中

 

【环球网报道】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抗议活动仍在持续,与此同时,媒体披露的抗议活动期间的死伤案例也越来越多。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4日消息,一名黑人大学生在当地时间5月31日的一场抗议活动中被警察发射的“非致命性”子弹击中头部,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情况危急。

据报道介绍,这名黑人大学生名叫贾斯汀?豪威尔(Justin Howell),现年20岁。

当地的奥斯汀警察局局长布莱恩?曼利(Brian Manley)6月1日表示,摄像机当时拍到有人向警察扔水瓶。曼利说,其中一名警察向正在扔东西的男子发射了“豆袋弹”(一种霰弹枪使用的低致命弹药)。然而子弹击中了贾斯汀的头部。“看起来他(贾斯汀)摔倒时还撞到了头。”曼利说,由于这是一起涉及警察的枪击事件,将进行调查。

《纽约时报》援引贾斯汀的兄弟约书亚(Joshua Howell.)的说法称,当志愿医护人员试图将贾斯汀转移到安全地带时,警方仍在向他们开火。

一段发布在推特的视频显示,抗议者抱着贾斯汀,试图让他得到医疗救治。“不幸的是,贾斯汀的情况仍然危急,”约书亚说,“大家都认同,贾斯汀没有做错任何事”。

报道称,贾斯汀因颅骨骨折和脑损伤住院治疗,而由于疫情,约书亚还无法见到自己的兄弟。

美国《纽约时报》此前称,弗洛伊德案所引发的民愤呈现出升级态势,抗议活动席卷全美至少75座城市,各地的抗议活动总计有数万人参加。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当天出现多起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底特律陷入混乱,一名19岁青年中弹身亡。芝加哥再次发生焚烧国旗事件,约3000名抗议者集结在当地的特朗普国际酒店进行示威。纽约数千名示威者连续第三天走上街头,有视频显示,一辆警车被围堵后突然加速冲撞人群,这一行为瞬间激怒周围的示威者;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一名疑似为抗议者的男子被联邦快递卡车撞死。

华春莹:中方无意参加所谓“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

 

 

据外交部网站6月9日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当日例行记者会。会上俄新社记者提问称:美国总统军控事务特使称,美俄已同意本月重启核军控谈判,同时也邀请了中国参与,不知中方会否带着诚意出现和谈判。请问中方是否已收到正式邀请?如果收到是否会参加有关谈判?

 

华春莹:关于这个问题,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中方无意参加所谓的“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这一立场是非常明确的。

 

中方注意到,在美俄《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延期问题上,美方一再拿中国说事,这是美国向其他国家推卸责任的一贯伎俩。近两年美国不断毁约退群,先后退出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中导条约》,撤销签署《武器贸易条约》,最近又宣布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并在讨论恢复核试验问题。听到这样一个国家的官员谈论“有诚意的谈判”,给人一种非常荒谬和不真实的感觉。

 

华春莹:英国给过香港什么自由?

 

中新网北京6月9日电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日在北京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应询介绍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英国首席大臣兼外交大臣拉布通电话的情况。就英方“对香港市民自由的关心”,华春莹再次反问:英国给过香港什么自由?

在当日记者会上,华春莹介绍说,王毅已向英方详细表明了中方的立场。王毅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必须坚持的重大原则问题。国家安全事务属中央事权,这是各国通例,中国也不例外。中央政府通过基本法第23条责成香港特区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并不改变国家安全属于中央事权的属性。面对香港国家安全受到现实危害和严重威胁,全国人大果断立法并且适用香港,有助于尽快填补香港国安法律的明显漏洞和长期缺失,合理合法,势在必行。

王毅强调,香港国安立法是为了更好贯彻“一国两制”。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的决定第一条就开宗明义阐明:“国家坚定不移并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这是中方最高权力机关以人大立法这一最高法律形式,对坚持“一国两制”的又一次郑重承诺。我们决不接受所谓国安立法将改变“一国两制”的无端指责。

王毅还强调,香港国安立法要惩治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港独”和暴恐分子行为,它将更好保障广大香港市民应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也会让所有守法的外国人士在香港工作生活的更加安心。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会变,依据基本法享有的各项高度自治权利不会变,香港市民的生活方式也不会变。国安立法只会使香港的法律体系更加完备,社会秩序更加稳定,营商环境更加改善。国安立法是“试金石”,如果期待香港长治久安,就理应支持而不必担心;如果希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就理应拥护而不是反对。

“英国关心香港市民自由的问题,其实它不妨回顾一下英国对香港156年殖民统治期间,他们给过香港市民什么自由?什么民主?”华春莹反问道:28位港督中哪一个是由香港民众选举产生的?那个时候港人有上街抗议示威的自由了吗?而且,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时期,英国《叛逆法》是适用于香港的。

她进一步强调,既然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国中央政府立法来维护香港国家安全,有任何问题吗?“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任何双重标准,英方应该认清时势、谨言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