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中旬，经过层层筛选，我入职某家知名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是国内的老牌出版社之一，不仅出过不少经典畅销书，在出版学术著作方面更是颇有名气。
我所在的文史编辑室一共有7个人。主编姓朱，年近不惑，因为长期的伏案工作，背有些驼，见人笑眯眯的，看似和气，眼神却很犀利。我刚进社，他就跟我大谈出版情怀、编辑的责任与荣誉，听得我热血沸腾，立志要做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可到办公室一看，心就凉了半截——编辑们都埋在一堆堆的稿件之中，表情凝重，时不时还传出一两声叹气，氛围很是压抑。
“想成为一个合格的编辑不容易，要经过各种锻炼，至少要2年才能独立编书。”主编说。
主编也是出版社里有名的“拼命三郎”，不是在拉选题，就是在拉选题的路上。所以，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都落在了周姐身上。我入职的第3天，《编辑手册》还没看完，周姐就找到我说：“我这有本书，《XX史》，主编说你是学历史的，帮我看一下。”
想不到这么快就接稿子了，我有些激动与忐忑，赶紧问有什么要求。
“你就结合上一稿核对有没有漏改的地方，然后通读一遍，权当熟悉下编辑工作了。”周姐让我一周后把书稿交给她，说作者已经催她好几次了。
出版行业作为年轻人眼中的“夕阳产业”，离职率挺高，这家老牌出版社也概莫能外。之前负责这本书的两个编辑相继离职，书稿实在没人接，才落在学西方文学专业出身的周姐手上。周姐看历史方面的稿子很费劲，所以这次招聘特意选了我这个“科班出身”的。
“这书你感觉写得咋样？”我问。周姐没有直接回答，只说，不论怎么样，反正她已经尽力了。看她一脸愁云，显然是不太满意。
我从周姐那里取回书稿，很厚，一共有700多页，50万字。书稿分为上下两部，讲的是一个行业的发展史。作者姓杨，是一个地方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他冷笑一声，说：“别，你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别以为‘教授’就省心了，级别越高的越得小心，里面坑多了去了，狗屁不通、前言不搭后语是常事。”
我笑了笑，觉得同事说得太夸张，可看了没几页书稿，就不得不信了他的话——这本书虽然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就像是把一篇篇的论文硬凑在一起的，跳跃性大，中间没有衔接，是毫无体系跟逻辑感可言的流水账。
我强忍着看到下半部，发现语句突然变得很生涩，像挤牙膏一样往外蹦。每看完一段话，我就要拼命地去理解这个杨院长到底想讲什么——明明全是汉字，连在一起却感觉不认得。
一本书上下部的水平差那么多，显然就不是一个人写的。我把问题反映给周姐，她却毫不意外：“你也是读研过来的，现在老师做的项目，不都是分给自己学生去做？前面应该是杨院长本人写的，差的自然是他的学生写的。”
“可这样的书卖出去不砸咱出版社的招牌吗？”我不解。
“别担心，这书估计连上市的机会都没有。”周姐解释道，“一共就印500本，作者自己买100，他的学校买150，他的学生买100，剩下150本。咱们挣的是他的‘资助费’——这本书‘资助’6万，咱们起码挣一半。”
“出版业越来越不值钱，纯粹的做书越来越难了！”主编后来也对我感慨说，如今，学术圈的氛围趋于浮躁，很多专家学者为了评职称、抢项目，造出大量的“学术垃圾”。科研项目在结项的时候要验收成果，文科类基本就是出一本书。这种学术书的需求量很小，没有出版社愿意白做，因此高校会出一些资助费，少则两万，多则八九万。高校很少会找小出版社或者民营出版公司，只喜欢名牌、老牌出版社，这样既容易通过审计，也有“面子”。我们出版社名气大，也乐意接——毕竟，挣这种资助费要比憋出一本畅销书容易得多。
一般情况下，“教授”们写的书，好的就上市卖，不好的，要么自己全买走，要么就直接留在仓库里等着哪天去化纸浆。出版社每年都有很多不会上市的书，杨院长的这本就属于这类。周姐给我的要求就是：看有没有错别字和知识性的错误，文笔润色的活儿不操心。
既然领导发话，再翻起书稿，我也就不那么认真了。可是，问题还是不断地往我眼里蹦，甚至出现了一些连本科生都不会犯的常识性错误。我每更正一处，就在相应的位置贴一张便签，等全部看完一遍，书稿上满是红红绿绿的便签，十分刺眼。
我按时交了稿，周姐夸我办事认真，是个干编辑的料。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心里还有些憋闷，建议周姐再找个专业人士看一遍：“我学术水平有限，书里错误太多，难免有疏漏。”
原来，上周主编找了一个专家给杨院长的书做“外审”，没两天，书稿就被打了回来，专家反馈就两个字：“抄袭。”——事情就是这么巧，李鬼撞见了李逵，外审专家在审稿时发现其中一章书稿完全是照抄了自己的论文。还好主编跟这个专家的交情深，对方只是退稿，没有深究。
听周姐这么一说，我吓了一跳——在学术圈，这算是相当严重的指控。读研期间，导师老高一直叮嘱我们：“不要抄袭，不要抄袭，这是大忌。”所以，在我的思维中，学术上的“抄袭”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这不仅关乎一个人的学术品格，更关乎人格。这位杨院长身为一个大学教授、博导，拿来出版的书都敢明目张胆地抄，未免也太“横”了。
在出版业，“抄袭”同样也是大忌。如果一本书被发现抄袭，责编和出版社都得受处分——当时，正逢主编“向上活动”、周姐评副编审的关键时期，工作办事自然愈发谨慎了。
这句话把主编惹毛了。那天，他对周姐吼道：“不惜代价给他‘查重’，把证据锤死！”
我问过周姐，为什么出版社不能像期刊那样在收稿的时候就查重？周姐说，现在一个靠谱点的查重软件收费都要万字20多元，期刊上的一篇论文也就万把字，可一本书动辄二三十万字，如果每本书都查，这成本出版社承受不起。
我找了一个常用的查重软件，开始查杨院长的书稿。一般来说，超过15%的重复率就可以被判定为抄袭，当我看到显示结果时，震惊了——80%！我用的还不算是最严格的查重软件啊！
我赶紧正了身子，仔细查看报告：这本书的上半部分都是用杨院长本人发表过的文章拼凑而成的，讨巧，算不上抄袭。重灾区是下半部分——不知道是他本身还是他的学生，连洗稿时常见的“同义转述”都懒得做，直接大段大段地复制粘贴，甚至还有不少段落是抄百度百科和网络博客。
我赶紧来到主编办公室，里面弥漫着一股烟味，主编一边使劲给自己扇风，一边修改杨院长的稿子，嘴里还“烂人”、“垃圾”地骂个不停。当看到我递过去的查重报告，主编气得把稿子往地上一推，喊道：“把这个给小周，让她给姓王的，看他们怎么解释！”
当我把事情办妥，再次回到主编办公室的时候，主编已经跟杨院长通上电话了。从电话免提漏出的声音里，我听见杨院长的语气很平静：“书嘛，多少都有重复的地方，毕竟历史上就那么点事。报告我看了，前面都是我自己的文章，不是抄袭。后面多了点，但放在全文里，也没得多少嘛……”最后，杨院长还讽刺道：“这书深奥了些，你们没看懂，正常。”
主编的脸憋得通红，嘴里的话也不如之前客气。他说，这件事已经涉及到出版社的声誉，“就算是印出来也要全部销毁，我们也是要求质量的，这种大规模抄袭的书我们绝对不印。”
见二人争论得那么凶，我识趣地退了出来。
一个下午，主编都在打电话，嗓门大到连走廊上都能听到，还不时蹦出脏话来。下班的时候，我看到主编瘫靠在椅子上，仰着的脸上盖着一本书，不知睡着了没有。
接下来两天，周姐就像一个收集证据的警察，不停地给杨院长的书拍照、做记录，可对方对抄袭的事并不是很在乎。
这一年，虽然时有高校论文抄袭的丑闻爆出，但并没有形成两年后的那种高压势态。抄袭被发现，最多不过是图书下架、口头警告，甚至许多高校一通调查之后，就不了了之。因此，杨院长更关心的是自己的书能否按时出版。如果拖到12月，他的项目就要结项、拿出成果，现在开始修改书稿肯定来不及，所以他坚持不肯让步，甚至还劝我们放心大胆地印：“印出的书我们全买了，不让流出去就没事了。”
但主编坚决不同意，他还是那句话：“可以容忍写得烂，但绝不让一本抄袭的书从我手中流出去。”
没想到，两周过后，杨院长的态度居然来了个大转弯，主动要求“撤稿修改”。
我通过圈子里的人打听到了一些小道消息，说是不久前杨院长的一个学生在毕业论文抽检中被判定为不合格，一些看不惯杨院长的人就拿这事做文章，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杨院长花了好大的功夫才把事情压下去，如果此时再曝出他的书有抄袭丑闻，造成什么后果就难说了。
周一，两个陌生人行色匆匆地来到我们文史编辑室。中年模样的梳着一个大背头，戴茶色墨镜，穿了一身阿迪达斯休闲装，步履矫健；年轻的那个身材矮小，穿衬衫西裤，背着一个高高隆起的双肩包，脖子周围已经被汗水浸透了。他们进来之后，径直走进了主编的办公室。
周姐给我发微信：“这就是杨院长跟王秘书。”
然后，我就听见主编办公室里先是传来激烈的争论声，后是大笑。不一会儿，周姐把我喊进去，主编指着我说：“这是路编辑，别看是个新人，要不是他提醒，就真出大事了。”
杨院长立刻起身，过来握住我的手：“感谢，感谢。”当他得知我是X大毕业的，就问：“高老师你认识吗？”
“哎呀！名师果然出高徒啊，难怪眼睛那么毒。论起来，咱们俩还是师兄弟呢！”
我从没听老高说过他还有这么个学生，但现场只能佯装客套。
杨院长只字不提抄袭的事，只说“自认此书还有很多不足，为避免麻烦，还是主动撤回修改”。谈话间，周姐不小心说了“抄袭”二字，王秘书立刻纠正她：“是重复。”
杨院长担心，修改书稿会耽误他12月的“结项会”，主编则一脸轻松：“这个简单，到时我们先给你几本样书，应付结项没问题。”
我知道，这种会议大都是走走过场，以杨院长的身份，发下去的书也未必会有人认真看。若真有人找茬，也不会拿着一本样书去说事。不过，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非到特殊时期，我们绝对不用。现在杨院长愿意修改，主编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杨院长连连说好，主编又补充：“正式成书也不能拖太久，不然我们这边程序也不好交差，所以需要你们也配合好哈！”说完，主编提出要求：修改稿必须提供查重报告，重复率不能超过10%。
“当然，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接着，主编办公室里又充满了笑声。
老高说，杨院长年轻时，也发表过不少有价值的文章，算是青年俊杰，30多岁就评上了教授。后来，他去搞行政，就再也没拿出什么好东西。教授做行政不算稀奇，但杨院长对仕途、荣誉似乎格外渴望。一次，老高担任一个奖项的评委，杨院长是候选人。评奖前，杨院长跟老高套近乎，七拐八拐地认老高当“师叔”。评选结果出来，杨院长拿了二等奖，晚上聚餐，杨院长只跟评委主席喝酒，直接把老高这个“师叔”晾在一边。
最后，老高提醒我：“这个人不可深交。”
一般，老牌出版社接到一本书要经过“三审三校”，即经过三级领导审核选题才能通过，书稿得经过“责编初校—外校—社里终校”3次校对才能印刷。这其中，还包含排版、封装设计、改红等各种环节。
杨院长的书“重走流程”是件丢人的事，不能被别的编辑室知道。于是，主编安排我负责初校、周姐二校、他自己三校。怕再出岔子，还找了个教授当外审专家。
8月的一天下午，周姐打来电话，让我跑腿去一个政府机关拿些参考资料。我赶到地方，看到一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年轻人等在那里，一问才知道，他是杨院长带的博士赵炎。
赵炎见了我，直接扔给我两大袋文件，表情很不爽：“上周好心好意去看老杨，居然把我当苦力使唤。毕业了也不得清净，哪有这样的老师！”
赵炎2016年毕业后做了公职人员，他的牢骚话我不知道咋接。他看出我的尴尬，就请我喝了杯咖啡，顺带介绍杨院长这本书背后的一些情况——果不其然，书稿的后半部分，就是一批学生完成的。
赵炎说：“当时老杨给我们布置任务，每人各写一章，只说是课程作业，没说要放到书里面去——这种‘作业’，谁会用心写啊？抄来抄去，很正常。”
“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们这是要放到书里面去的？”我问。
“如果说了这是在做项目，按规矩他要付给我们津贴的，他当然是想省下这笔钱了。”
“看个毛线，他管着学院，手里还有一堆项目，自己能凑出一半（书稿）就不错了。”
看来，杨院长本来想省点小钱，结果差点捅了大篓子。赵炎说，被我们查出抄袭后，杨院长把学生们臭骂了一顿，然后又给学生们下了死命令：这次书稿修改，他们必须好好写，认真改。
“我都毕业了，还得听他安排，要不是看他帮我找工作出过力的份上，我才懒得改呢。可怜我那些没毕业的师弟师妹喽，还得受他摆布。”
赵炎说，他读博的时候，杨院长对他们不管不问，一学期都见不到人影，只有学生请他吃饭的时候才会露面。从入学到毕业，杨院长不是安排他们干这就是忙那，给学生的一点津贴还不如学生自己倒贴的多。可成果结项时，他连致谢都懒得提学生一下。此外，每学期学生们还要想办法给他凑发票，报销的钱也要如数上交……其实赵炎讲的这些烂事，我在读研期间也见过。
告别赵炎后，我建了一个微信群，把杨院长书中每章的“作者”都拉了进去，这样方便发布信息，及时跟进修改进度。
转眼到了年底，我们如期把样书交给杨院长，他喜笑颜开。不久后，我看到他们学院的官网上特意发了整版的结项会的新闻。王秘书跟几个“作者”在朋友圈里疯狂转发这篇报道，还对这本未正式出版的“著作”大加赞扬。
春节过后，学生们写的稿子已经交得差不多了，查重也降到了10%以下——他们的修改方法很简单，就是把抄袭的部分用自己的语言再讲一遍，由于用词过于刻意，读起来并不顺畅，但周姐说：“就这样吧，至少他们讲了人话。”
2018年4月，返回来的稿子我都审阅完毕，以为工作已经结束，没想到周姐突然告诉我，书稿的上半部分还要我多催着点。
“上半部分？那个没啥大问题啊，都是杨院长自己抄自己的，不算抄袭啊。”
周姐让我问赵炎，上半部分由谁来负责。赵炎说：“我一个师兄，姓张，一个读了快7年的博士。”
博士延期是常态，但读了7年的还是不多见的。赵炎说，这个张博士水平不差，有很高的学术追求，非要写出能够震惊学术圈的毕业论文才行。他提醒我：“这个人比较孤傲，不爱搭理人，干活也很磨叽，你得多催着点。”
我联系张博士，他的话果然不多，但是我能感受到一种不耐烦：“不用你多交待，我会尽快给你。”
一等就是两个月，期间我也催过几次，每次他都会说尽快，后来工作一忙，我也懒得管了。
到了6月，周姐问我，上半部分的稿子怎么还不给她。
“什么！还没交？后半部分的三校都快结束了。”我只能摊手，表示张博士一直消极怠工，我也无能为力。“要不你跟王秘书讲一讲，他们自己人好说话。”
下午，我看到王秘书在微信大群里发消息，叮嘱大家“好好配合，按时交稿”。每个人都回复“收到”，只有张博士毫无动静。最后，王秘书特意@张博士：“看到请回复。”
想不到，这个举动惹毛了张博士，他先在群里说：“姓王的，你点啥点啊？这事还用你交代！你嫌弃我干活慢，有本事你自己改啊。老子现在忙着毕业，找工作，没工夫改。”
张博士的话越说越多，越说越过火，我兴奋地看着，只见杨院长突然出现了，他发了句：“这是工作交流群，不要乱发信息。”
接着，群里就风平浪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我建的小群里却像开了锅，“作者”们纷纷都夸张博士好样的，替大家出了一口恶气：
“这个王秘书就是狐假虎威，对杨院长点头哈腰的，对咱们的那个架子哟，比院长还院长。”
“我找他报个发票，你看他那个脸，冷得快掉到地上了。一听杨院长喊他，立马笑开了花，飞一样地跑进办公室。”
“每次都是欺上瞒下，把功劳都往自己身上揽，出了问题都往我们身上推。”
看来，学生们讨厌王秘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我听赵炎讲过，其实王秘书也不容易——杨院长对下属脾气很差，一年之内骂走了两个秘书，王秘书本来是被硬推上去“顶雷”的，没想到他一干就是3年，每天挨骂成了学院的一景。
周姐说，在当下这种高校行政机制中，王秘书也有存在的必要性，“有些事也由不得他”。
我感觉周姐话里有话，表面在说王秘书，其实像是说自己——她是主编从其他出版社“撬”过来的，齐耳短发，一年四季都是一身运动装，走路带风，特别会来事儿，跟社里每个部门都混得很熟，是领导与员工之间的润滑剂。但她干得是否开心，谁也不知道。
我明白了——这种事在高校里也不少见，一些导师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让优秀的博士生延迟毕业，为自己“打工”。为了顺利毕业，学生只能忍着，踏上了读博的这条船，想下船上岸，只能任凭导师这个“艄公”的摆布。
我只能感叹：“张博士真可怜，他今天肯定要挨批了。”
赵炎说，这可不一定，张博士平时不怎么讲话，可心里精明着呢。他只骂了王秘书，却没提杨院长一句。“真没好处他能干读7年？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他这一闹腾，指不定老杨给他什么好处呢！”
我实在想不出来得是有多大的好处才会让一个博士生容忍杨院长7年，便问赵炎，当初杨院长是否也这么对他的。他回复道：“哈哈，那没有，我水平太菜，交给我几次任务，我都干不好，后来只让我干小活，看我没什么价值，早早地就让我毕业了。”
其实认识快一年了，我发现赵炎的学术水平不弱，若完全展示出真正的实力，或许他跟张博士一样还得在学校里啃书本。他俩一个故意“放水”准时毕业，但糊弄了自己；一个是认真搞学术，却被拖延至今耽误了青春，谁的选择是对的，我说不上来——要说谁错了，我想只能是掌握他们命运的那个人吧。
一个月后，张博士终于把书稿的上半部分交给我，不得不承认，经过他的修改，不仅文章内容丰富了许多，一些见解也更为深刻，让外审教授连连叫好。
我们加急工作，11月，书全部印出，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麻烦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地结束。杨院长的书完成后，编辑室要给社里提供成本清单，我们被卡在第一次的“查重费”上。
我们出版社对这种“零利润书”有固定的指标，规定这种带资助的书，前期的制书成本不能超过资助费的75%，一旦超过就是亏损。
杨院长的书有50万字，正常要收他学校8万元的“资助费”，但我们只收了6万元。书重走流程，排版费、校对费花了两遍钱，尽管我们拼命压缩，可林林总总，成本还是用去了4万5，恰好卡在“红线”上——如果加上“查重费”，铁定超标。
当时，文史编辑室的“零利润书”的指标已经用完，再多一本“亏损书”，不仅会影响全室编辑的绩效，还会对正在评选“优秀中层干部”的主编造成不良影响。我们想让杨院长出“查重费”——毕竟是他给的稿子有问题——可王秘书不愿意，理由很充分：“签合同里没有‘查重’这一项费用，又是你们自己主动查的，费用当然你们出。”
周姐给我算过一笔账：杨院长的这本书的项目经费，加上各种配套资金，一共是15万元，扣掉出版资助费与杂七杂八的花销，最后他自己剩下四五万不成问题。
“当初干嘛不多收点‘资助费’？”我问。
周姐也很无奈：“还不是为了以后好‘继续合作’——杨院长现在才50岁冒头，以后高升的可能性非常大，跟他维护好了关系，以后再从他手里拿项目不就容易多了。”
以前，我们出版社是事业单位，政府拨款，不愁吃喝。现在改制变成了企业，挣钱成了首要任务。出版行业僧多粥少，利润微薄，民营出版公司又加入其中，竞争更激烈。当下不仅是各个出版社之间在竞争，甚至出版社内部的各个编辑室也在竞争。为了创造利润，大家不遗余力，想尽办法去拉选题。
磨了好久，王秘书的态度依然坚决，周姐失去了耐心，说干脆由她私人掏这笔钱算了。想不到3天后，主编找到我，一脸的奸笑，说：“你去把‘查重’的发票给杨院长寄过去。”
原来，为了讨到这笔“查重费”，主编耍了一点手段——他告诉杨院长，说自己联系了周老，想让周老帮忙为杨院长的书写一个推荐词。周老是圈子里的老前辈，一言九鼎的人物，为人出了名的耿直，经常在朋友圈里点名道姓“挂”一些“学术垃圾”。杨院长对自己“著作”的质量心里有数，真要给周老看完被“挂”了，那丢人丢大了。
周姐点出了最关键的一点：“现在杨院长正四处活动想再升一步呢，周老的许多学生都在担任要职，他可不敢冒这个险。”
于是，杨院长赶忙阻止了我们主编，说“什么都好商量”。最终双方达成协议：“查重费”以杨院长的“稿费”相抵扣，然后我们再额外送杨院长10本书，算作补偿。
2019年春节过后，我听说，杨院长已经由“院长”变为“校长”，去另一个高校上任了；王秘书留在原来的学校，升任办公室副主任；张博士终于毕业，去了杨院长新履职的学校任教。
主编据说会在社里再调动一下，周姐拿下了副编审，随时准备接位。更有意思的是，社里觉得杨院长的这本书还不错，拿到市场上去公开销售，数据十分惨淡。
我连忙解释：“我就是个助理，只是帮忙看了看专业问题。”
“哦，今天见到杨校长了，跟我夸你呢，说我培养了一个好学生，认真负责，学术水平高呢。”
我不知道老高发微信时的表情，很难判断导师这是在夸我还是在讽刺我。我说要送一本杨校长的书给他，他当即推辞：“别麻烦了，不用看我就知道写得不咋地。”
我打开豆瓣，找到了这本书，发现底下只有一条评论，夸赞的话极尽谄媚之词。评论者的头像跟名字，让我觉得十分眼熟，打开微信上之前的工作群，果然找到了一个同款的“作者”头像跟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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